我們以為我們這個文明的特徵──「人生而平等」的信仰，還有茨威格、王國維等人慷慨殉身所勉強築起的「自由」「寬容」的人性的土堤，能在恐懼的怒濤下存活多久？……該怎麼看待這個大疫年的世界──不，不能說「看待」，因為我們這個文明根本還沒準備好；我們有沒有一些觀點，一雙眼睛，或只是單純的一套口號或一宗信仰，來體會、正視、觀察，或只是冷眼旁觀，這個即將或正在被一隻病毒改變的時代？
因著《黎明之前》這部電影，我近日有幸開始接觸二十世紀中葉，最著名的奧地利德語文學作家史蒂芬□茨威格的非凡作品與悲劇人生。文人是不幸的──歷經兩次世界大戰，慘遭納粹迫害驅逐，人生末段在遠離歐洲南北美各地流亡，最後客死異鄉。而文人又是幸運的──因為外在環境的摧折磨礪，加以始終緊箍咒般如影隨形的「猶太裔」烙印，激發他創作無數受命運擺布輾壓的小人物故事的靈感，終而成就了這個被俄國大文豪高爾基稱為「世界第一流的作家」。
茨威格的人生，是一個「不合時宜者」的人生。他終生堅持的，是所謂的「維也納情調」──一種厭惡政治軍事，崇尚精神享受，唯藝術至上的文化風格。換言之，他拒絕跟隨主流，拒絕被「歸類」，拒絕被強迫選邊站隊──就是那種無時無刻逼迫你，向著當權政治或是主流信念，表達「愚蠢式忠誠」的非黑即白，非綠即藍的民粹邏輯。
茨威格的精神文化世界，是慢慢崩塌的：
……（他在）青年時期，絲毫沒有感受到種族差異或階級對立的矛盾。茨威格不僅沒有猶太認同問題的困惑，沒有階級恩怨和貧富衝突，也沒有動盪或不安的外部憂慮，他把自己看成一個醉心於統一的歐洲文化中的榮譽成員，一個普世平等的世界公民。但是茨威格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切美好世界，他一生夢縈魂繞的精神家園，「不過是建立在夢幻中的一座空中樓閣」，「維也納這座有著兩千年歷史的繁盛之都，在它變成德國的一座省城前，我不得不像一名罪犯一樣離開它」。二次大戰和納粹殘暴的猶太滅族罪行，使他從一個維也納精神貴族淪為亡命作家，最終被逼向精神崩潰的境地。（宋國誠《我的天國已經崩落──史蒂芬．茨威格的悲劇人生》）
他的理念在第一次大戰時面臨嚴酷的試煉。在舉世皆濁，眾人俱惛，集體狂亂和「人人都歇斯底里的時代」，這個精神上的貴族是勇敢的──茨威格發表了《致外國朋友們》的檄文，呼籲交戰國雙方的友人為未來歐洲的統一而努力。
不合時宜的言論使茨威格遭受鋪天蓋地而來的「叛國者」指控。但在四面楚歌中，茨威格的「敵國」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卻為文與之遙相呼應。這封被茨威格比喻為「從諾亞方舟飛來的白鴿」的書信，指出了一個良心的文人亂世中的唯一道路：不參與任何破壞和殺戮，無論它是以何等偉大的口號包裝。
羅曼□羅蘭也是一位不世出的，具有獨立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這位1916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發現自己完全無法接受德法交戰的現實──他希望萊茵河二岸的人民能團結扶持，共同維護歐洲文明，於是他企圖聯合全歐洲的獨立人士一齊捍衛思想自由。他發表了《超然於紛爭之上》的文集，也引起了搖尾集團對他強烈的「法奸」「不愛國」等的指控。
在《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引言中，他寫道：「我把這本必將消失的書，獻給所有不能永生的一切，並想藉以大聲疾呼：『弟兄們，靠攏過來吧！忘掉一切分歧，一心想著我們一起遭受的共同苦難吧！世上沒有敵人，沒有壞人，只有受難的人；唯一持久的幸福是我們彼此間理解，從而相愛：在生命前後的二個深淵裡，智慧和愛情是僅有的一線光明，它沐浴著我們的漫漫長夜。』」
最後，他寫道：我把我的書和我本人，獻給不能永生的一切，獻給使一切平等、一切和解的死神；獻給吸納生命百川的陌生大海。
但面對血腥的貪婪和掠奪的慾望，智慧、愛情，甚至人性，都變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特別對茨威格而言，「對一個目睹兩次世界大戰和史上最殘酷的反猶、屠猶事件，歷經晚年的流亡和與故鄉終生訣別的敏感作家來說，面對人性的困惑與精神荒原化的年代，茨威格自然擁有取之不盡的寫作題材。但是，當世界的變化和道德的淪落遠遠超出作家的感知範圍，當人們的遭遇和未來的期待遠遠背離人類文明的軌道，當理性的良知也已陷落在仇恨的深淵時，作家的寫作就有如隻手提舉千斤萬頂的不堪沉重，而其作品則像是風中閃爍的火燭，氣弱游絲的呻吟，作家的精神世界則像天國崩落前的恐慌，地獄來臨時的無助。」（宋國誠《我的天國已經崩落──史蒂芬．茨威格的悲劇人生》）
敏感的心靈所受的精神創傷尤為慘痛。浸淫茨威格全身心的「一個歐洲」理想主義，終在第二次大戰裡，被有如瘟疫般的法西斯病毒一一吞噬。美日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成了壓垮溫柔敦厚的文人的最後一根稻草。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與夫人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近郊的寓所內雙雙仰藥自殺。
他的遺書也是溫柔敦厚的：
我在神志清醒地自願辭別這個世界之前，急於要完成最後一項義務：向如此友好、如此熱忱地給我和我的工作提供休憩地的，這個美好的國家巴西，表示衷心的感激之情。我日益深情地愛上了這個國家。
與我同操一種語言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沉淪，我的精神故鄉歐洲業已自我毀滅，在此之後，除了這裡，我不想到任何別的地方去徹底重建我的生活了。
要想再次開始全新的生活，那是需要有特殊精力的，但是我已年過花甲，我的精力在流離失所、顛沛流浪的漫長歲月裡已經消耗殆盡。因此我覺得還不如及時以尊嚴的方式來結束我的這個生命，結束我這個始終視精神勞動為最純粹的快樂、個人自由為世界上最珍貴的財富的生命為好。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願他們在漫漫長夜之後尚能看到朝霞！我這個人過於性急，要先他們而去了。（韓耀成譯文）
個體的自由是茨威格眼中，「世界上最珍貴的財富」；為了不忍見到它被踐踏剝奪，他情願仿效屈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我想起另一個不合時宜的文人。1927年6月2日，國民政府即將完成北伐之際，北京清華大學「國學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在頤和園昆明湖投湖自盡。後人只在他衣袋裡找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個字。
時人多謂他是「殉清」；而同為四大導師的陳寅恪卻認為王是「殉文化」。但除了不捨中國的啟蒙文化之火即將被兇惡的集體主義掩滅之外，如果佐之以他此前的書信，除了文化，他更重視的是「多數人自由」：
「時局變遷極可憂，北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但一黨專制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放火容易救火難，黨人們正不知何以善其後也……待彼輩統一後，終不能不為多數人自由與彼輩一拚耳。」
而溫柔敦厚的文人終究選了「義無再辱」的自我放逐，成就了他「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的悲憫。
這次的瘟疫，會怎樣衝擊我們的文明，怎麼樣改變或推翻我們那些以前認為是絕對正確、普世價值、顛撲不破、萬古常新的真理或原則呢？
看得見的不難想像──比如說人際互動的模式。見面拱手不握手？社交距離一公尺？遠距教學、線上交易、視訊會議、數位政府，當然，還有虛擬性愛。這些，隨著Amazon、Google、Skype、Zoom等上沖下洗財富重分配運動，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裡日日上演的悲喜。
那，看不見的呢？知識就是力量，但無知，是更可怕的力量。歷史總是不斷地告訴我們：幾十個世代，經過不斷教養、訓誨，幾百個大師，幾萬個先驅犧牲者奮鬥而來的結果，可以被一二個人的偏見我執愚蠢自私，在多短的時間內就破壞淨盡。
當防疫的隔離，成了種族主義冠冕堂皇的藉口的時候；當「與子同袍」般感覺同類的氣息與溫度，都成了千夫所指的「防疫破口」「害群之馬」的時候。
會形成像印度種姓制度那樣的，藉著宗教宿命或是Karma，將可作替罪羔羊的族群，塑造為「不可觸碰階級」，行歧視剝削之實的社會嗎？會把洗手戴口罩等衛生習慣，形塑成贖罪或洗禮般的儀式，像歐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那般，讓遠方的來客進入營地之前，必須行過火炬火盆，以祈求拜火教的馬自達大神會幫忙去除晦氣？還是會像西元前二世紀的古羅馬元老院議員加圖那樣──他在每段發言結束時都以「我認為應該消滅迦太基」，所有意見主張都必須先表態「愛國」或先詛咒「中國病毒」之後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更重要的是：我們以為我們這個文明的特徵──「人生而平等」的信仰，還有茨威格、王國維等人慷慨殉身所勉強築起的「自由」「寬容」的人性的土堤，能在恐懼的怒濤下存活多久？
我想吟一首茨威格的詩──當他離開奧地利，永遠告別歐洲的時候所寫的：
「火車駛過邊界的那一刻，我像《聖經》中的羅德一樣，知道我身後的一切
都是塵土和灰燼，是已凝結成鹽一樣苦澀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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