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董作賓）很沉默了一陣，像是在心中把算盤打點出來了一個結論，這才仔仔細細地把周圍環境形勢剖析一過，最後提出他的主張：「我有一個主意，你如同意咱們一同到我家鄉安陽去發掘甲骨如何？
你學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優與為之；我是河南人，對地方關係可以搞得好。這是一條有廣大發展的道路，
比侷促在這裡是有前途得多了！」──莊嚴
在先父莊嚴先生的知交好友中，董作賓世伯（字彥堂，別署平廬）和臺靜農世伯一樣，都是父親民國十二年（1923）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老同學，而且都是一生至友。父親於1924年遜清宣統皇帝溥儀被馮玉祥請出紫禁城之後，就在多位教授推薦下，進入「清室善後委員會」（即故宮博物院前身）工作，開始清點清宮文物。第二年（1925）雙十節，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父親便成為最早的同仁；此後歷經抗戰文物南遷京、滬（1933），赴英倫展覽（1935-1936），文物西遷黔、川（1937-1944），勝利後還都南京（1947），1948年底再親護第一批文物渡海來台；一直到1969年從副院長職務上退休為止，終身服務故宮，典守國家文物超過四十五年。而董作賓世伯則從民國十七年（1928）進入初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便開始到河南安陽小屯，進行殷墟的第一次考古發掘，致力甲骨文字研究；到1932年時已參加過七次殷墟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碎片，並完成〈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和〈甲骨文字研究〉等多項學術著作。抗戰爆發後，董伯全家隨中研院史語所遷到四川李莊，並在那裡完成〈殷曆譜〉學術巨著，終成甲骨文研究巨擘。董伯於1948年即當選中研院第一屆人文組院士；1949年攜家隨院渡海來台，並受聘在台大文學院教授古文字學和殷代史，終身致力甲骨文研究和教學，是我國最知名的甲骨文大師。
筆者手中有一幅民國四十一年董伯寫贈父親的甲骨文條幅，是遷台的故宮文物還存放在台中霧峰北溝庫房時，董伯受當時中央文物聯合管理處理事會聘請為專家點查委員，在北溝所書的傑作。這幅作品的主文皆用朱筆甲骨字寫成，後面的題註和落款則用墨筆楷書，看來十分典雅秀麗。（圖一）幅中的甲骨文七言詩句是：
時向家鄉望燕鴻 其如天下各西東 無言人立夕陽中
不見小窗來觀雨 唯聽高樹拂長風 百般塵世一般同 ——浣谿沙集甲骨字
壬辰六月既望寫汪一厂集契集一則
於霧峰鄉吉豊村之迂園應
慕陵學長雅屬 弟董作賓（下鈐董作賓及彥堂陰陽刻印各一方）
筆者按壬辰是民國四十一年，「汪一厂集契集」則是語言和文字學者汪怡（約1875-1960，杭州人），在1950年根據董作賓提供的甲骨文字所編寫的詩詞集；而董伯在五○年代所寫的甲骨詩詞，有許多都出自汪怡所撰此書。該幅作品墨筆註記中的吉豐村即是吉峯村，也就是北溝；而「迂園」則是父親當時常用的齋名。
筆者從未學過甲骨文，但是對於這種中國最早的文字不但有興趣而且還有親切感；也許是從小就對家中壁上經常懸掛著一幅董伯所寫的甲骨文條幅看慣了的關係。其實筆者心中倒常有個模糊的疑問，那就是以前從課本上看到的甲骨文字，好像全都是三千年前磨刻在龜甲或獸骨上，形狀接近象形文的零散古文字，實在很難跟很久很久以後才有的詩詞美文或楹聯佳句聯想到一塊；那麼何以董伯經常用甲骨文字寫贈給朋友的作品，竟多是詩詞或對聯呢？這個憋在心裡的疑義，直到讀了中研院史語所李宗焜主任四年前（2013）編寫的專作〈鑿破鴻蒙——紀念董作賓逝世五十周年〉裡面提到的一段話，才得到解答。李教授的原文是：
「董作賓不只是個甲骨學者，同時也是一個甲骨書法的藝術家。在他的書法作品中，絕大多數是用甲骨文寫的，他認為：文字愈古，距離畫圖也愈近，所以人們都喜歡篆書。五十年前，安陽殷墟出土了殷商甲骨文字，這是篆的最古者，有許多象形字，簡直是圖畫，真可謂『雅俗共賞』，所以尤為人們所愛好。甲骨卜辭的文法古奧，原文不易了解，於是為了供應一般社會的欣賞，把舊酒裝入新瓶，把甲骨字集成聯語詩文，寫成屏幅楹聯，以便觀覽。這段文字清楚地說明了董先生何以喜歡寫甲骨書法。」
上面這段敘述，不但解開了筆者多年來心底的疑惑，相信或許也解答了許多讀者可能都會有的同樣問題。其實除此之外，筆者對於董作賓老伯幾乎對所有常用的中文字，都能以相應的甲骨文字流暢書寫，這種深厚的功力，實在令後輩學者嘆為觀止。
提到抗戰前的殷墟考古和董作賓老伯的成就，筆者想起父親在民國五十五年（1966），曾經寫過一篇有關他和董伯交情的有趣文章，題目叫作「不唱山歌，去考古——彥老從事甲骨文研究之始」，不但記述了兩人在北大畢業當時以及後來的狀況（圖二），更生動地描繪出董伯所以會走上去安陽殷墟從事甲骨發掘並且終獲大成的原因，原來竟是這樣開始的。下面就是父親〈不唱山歌，去考古〉的原文：
人人都知道南陽董彥堂（作賓）先生是當代研究甲骨文的權威，卻很少有人知道他當初是如何發心想去開闢這方天地的。要想了解或說明這事的原委，我或是一個比較合適的人之一，因為他把這項動機和計畫第一次說出的對象，就是我！
假如我的記憶不錯，那當是民國十三年北平的夏天。在那時候，彥堂和我都在母校北京大學三院內（北河沿譯學館）研究所國學門做事，名義都是助教，實際上是研究人員，因為既不為教授準備教材，又不改學生的課本作業，實在是一項很愜意的工作。國學門之內，研究的機構很多，彥堂那時是致力於歌謠方言，我則在學考古挖田地，後來我從事於博物館事業，他卻鑽研古文字學和曆法得到了不起的成就，這都是當初再也沒有料到的事。
我們二人雖所學不同，終因性質相近而且性情相投，所以過從稍密。那年放了暑假，偌大的工字樓中（研究所在三院所占用的地址名曰工字樓）寥寥莫有幾人。為了怕熱，我們二人整天工作以外，夜晚索性也都搬到所中一間大辦公室的樓上去住宿，因為那兒既寬敞，又有穿堂風，十分涼爽。記得初搬上樓，他還對我說道：「老莊，你身體不太好，就睡在那張大辦公桌上吧，我就在地板上打地鋪，倘如睡不著，咱們也可以聊天消夜，好聊個痛快。」
有天晚上果然沒有睡好，本來是個上下鋪連榻夜話的格局，忽然他從地鋪上坐了起來，鄭重其事地說道：「老莊，您看咱們長此下去，如何是了？」─乍一聽來，我還沒有摸著他所提出的問題核心，口中漫然答道：「你我不如此下去，又有什麼高明策略？」
他很沉默了一陣，像是在心中把算盤打點出來了一個結論，這才仔仔細細地把周圍環境形勢剖析一過，最後提出他的主張：「我有一個主意，你如同意咱們一同到我家鄉安陽去發掘甲骨如何？你學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優與為之；我是河南人，對地方關係可以搞得好。這是一條有廣大發展的道路，比侷促在這裡是有前途得多了！」
他的這番卓有創見的主張，果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那時甲骨剛剛發現，從事於此者寥寥無幾，真的是塊未開闢的田園；因而亦坐將起來對他這項意見提出了進一步的詰問：「您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個搞歌謠，一個學考古，對於研究甲骨文最基本的學識小學訓詁文字學等都一無根基，如何辦理得了？」
大約我的這番反詰，他很不以為然，他性急地搶著說：「若等您在課堂或書本中學好了文字學，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書店裡發賣了呢，還有咱們的機會嗎？」
喘了一口氣，他又接著闡述他的觀點：「為今之計，只有占先，一面發掘，一面讀書，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問題，這個問題逼著你非讀金文小學和細心細考，自然就會有新局面，新結論……舊路已為人家占滿，不另闢新天地哪有咱們年輕人出頭之日？」
大約從這時起他就打定了這項主意，不久我就聽人說他背起小包袱上安陽挖龍骨去了。我後來則為學校派往日本東京帝大從原田淑人先生研究考古，兩個人就此各自東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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