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SCI與SSCI扭曲的論文工業
二○一三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之一、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謝克曼（Randy Schekman），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前一天的十二月九日，在英國衛報發表短文，直接點名《自然》、《細胞》、《科學》這三本被生命科學界認為最頂尖的期刊，宣稱以後再也不向這些期刊發表論文了。
諾貝爾桂冠痛批學術期刊商品化
謝克曼直指學術期刊商品化嚴重，形成不健康的競爭環境，猶如限量發行的時尚名牌，但未必是最佳的產品。更令人詬病的是，為了讓其收錄的論文被不斷引用，以衝高其被多數研究者奉為圭臬的「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往往以非科學的誘因引導研究方向，製造研究流行。
謝克曼此文一發表，立刻被瘋狂傳閱引用，在英美的學界激起很大的共鳴。諷刺的是，若以「影響指數」的理論來看，此文應該被視為謝克曼最重要的文章。
的確如此，一個接受率只有十幾趴，甚至個位數的期刊，主編能很輕易地控制研究主流，嚴重扭曲科學研究的動機與客觀性。謝克曼呼籲抵制這些期刊，他本人並親自致力於利用網路，推廣開放式期刊，不收費用、不限篇幅、不以市場導向，只以純粹的學術價值來取捨。
衛報記者也訪問了遭謝克曼點名的三本期刊主編，但除了制式辯駁，似乎對謝克曼的抵制不置可否，並不十分在意。對這些頂尖期刊而言，諾貝爾獎得主不算稀客，一個諾貝爾獎得主的抵制，並不能撼動他們君臨學界的地位。成千上萬的研究者，依然會以得到頂尖期刊的青睞為榮。
中國學術論文網路叫賣
不可否認的，這些頂尖期刊仍是科學家發表研究成果最有效的管道，沒有道理不鼓勵優秀科學家踴躍投搞，以方便其他研究者參考。以學院觀點來看，期刊上的論文只是科學研究的終端產品，真正問題來自科學活動的另一端，被一個錯誤的獎勵系統驅使。研究的動機不再是科學家格物致知的精神，而是學院內的激烈競爭，自由探索知識的空間已被淘汰的壓力所取代。科學家為了升等與取得研究經費，被迫必須妥協，但妥協之後，往往就步上一條研究庸俗化的不歸路。
許多好的研究者，尤其是剛出校門進入學院的年輕教授，為了生存只好追逐熱門題目、將研究成果漸進式發表、對熱門問題的小枝小節敲敲打打。這些策略性的研究，對一個名不見經傳初入門的研究者而言，比嘗試錯誤、創新研究方向更容易擠進頂尖期刊。而這些攸關在學界立足的現實問題，不是謝克曼那一層級的頂級研究者所能體會。
在後起的中國投入大量人力於科研市場後，原本已扭曲的競爭更急速惡化。中國產出的論文刊登在SCI期刊比二○○○年多出六倍之多，達二十萬篇。在超歐趕美的民族主義驅使下，中國以國家之力對期刊階級化，依據各種指數給予作者大小不一的重賞與升遷考量，無怪乎學者無所不用其極，只求擠入頂尖期刊。等而下之的，更有心存僥倖抄襲、製造假數據、買賣論文的怪異現象，屢見不鮮。
這些頂尖期刊也知道這些問題。例如，遭謝克曼點名的《自然》不久前才刊出一篇令人匪夷所思的追蹤報導，題目為《中國學術論文的雜貨市場》，指出在中國，學術論文竟然像待價而沽的貨品，透過仲介在網路公開叫賣，出售著作權。任何有需要的買主，只要與原作者價錢談攏，買主便可以作者掛名。
打破僵化的一條鞭評鑑
不僅期刊，學術會議也有同樣問題。原本學術會議是學者發表最新的進展、交換研究構想的雛形，容許尚不成熟的觀念。但許多頂尖學術會議已走火入魔，超低接受率讓新進的學者或非主流的研究根本不得其門而入。學術會議變質為名師高徒的秀場，入選的論文思路艱澀，技巧花稍，卻少有新意，只是新科博士進入學院的敲門磚或年輕學者升等的墊腳石。
雖然積重但未必難返。美國學界要改變這個現象其實相對簡單，因為一方面美國學術單位有信心對科研自行判斷，而不必機械式的計算論文發表點數；再則由於美國大學自治的傳統，系所自主權大，教授評鑑辦法系所自理，只要系上有共識，不難捨棄以期刊的計點做為評鑑教授研究的唯一標準。各機構對大學的排名也大幅加重教學品質的評鑑，以帶動對教學的重視。
回到我國高教現況，學院的評鑑觀念更為僵化。在泛政治化的台灣，學界彼此的信任薄弱，黨同伐異時有所聞，在防弊思維下，評鑑完全仰賴SCI與SSCI的認定。此外，抽離國情完全依賴國外指標為標準，恐怕未達國際化目的，先要面對本土研究被排擠問題。近來台大教授黃光國對曾志朗的攻擊，固然摻雜不少私人恩怨，其對本土研究的論述也有保守主義濃烈的去西方味道，但黃光國的不滿，確實顯示了本土研究長年被學術主流忽略的焦慮。
另一個障礙是教育部，它儼然是我國各大學的太上皇，事事插手，而本身又官僚僵化，對學院研究人員採一條鞭式評鑑辦法。各式各樣外審要點，在表象的公平之下，只能機械式的倚賴SCI、SSCI做判斷。非龍頭學校在各方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處於不公平的競爭狀態，而陷入惡性循環。
國立名校淪為職訓中心
五年五百億打造進入百大的構想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主事者往往把大學的功能退化為研究機關，再把研究機關的功能退化為發表SCI、SSCI論文的機器。五百億的分配就像給富人九九％貸款買帝寶炒房，而窮人連偏遠自宅的頭期款都湊不出，何來雨露均霑？事實是排擠了弱勢私校，排擠了基礎研究、冷門科系、教學為重的教授。清大教授彭明輝認為五年五百億是亡台開始，或許過分誇張；但黃光國口中的西方學術殖民地，恐怕是正在發生的事實。
科學發展仰賴一個多元、創新與能持久的環境，然而要多元，就必須鼓勵學者嘗試不同領域；要原創，就必須不畏失敗；要持續，則不能鼓勵即興式地追逐流行。量產、效率與市場或許是產業界追求的最高原則，但以長遠來看科學發展，殺雞取卵的研究並不可取。但是若無法由上得到支持，堅持理想反不利於論文發表，研究者豈非自己的前途陷於不利？
此外，不可獨厚研究型大學而薄教學型大學。其實教學型大學往往更要肩負國家教育與產業界專業人才培訓的責任；而研究型大學既然以菁英自許，就應該與產業界有適當區隔。目前全國菁英與研究資源集於少數國立名校，卻淪為訓練公務員或產業界操作員的職訓中心，極為錯亂，但政府與校方仍津津樂道，以為是卓然有成的投資。
回到大學初衷強化自治權
我國高教長年在菁英思維與政治酬庸的交互作用下，幾乎已全盤皆輸。撥亂反正之計，唯有讓各校回到大學設立初衷，一方面加重教學的評鑑，一方面改變研究文化。改革應由教育部的鬆綁開始，給予學校更大自治權，教授的評鑑與升等由各系所自理，依其學校與社區發展的需要決定適用的師資，防弊的思維應該交給更自由的學術市場與社區意識來糾正，不必事事官方代勞。固然很難一蹴可幾，但總要開始，一條鞭的評鑑制度應該丟棄了。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電腦科學教授）
【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1400期；訂閱新新聞電子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