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中，彰化師範大學教授郭麗安投書報紙，提到她在參加一位英年早逝的教授的告別式時，看到家屬拿著申請到國科會計畫的數量當作重要生平事蹟，讓她淚崩不止。
教育部政策 造就「國科會大學」
郭麗安寫道：「國科會對大學而言，不只是教授申請研究計畫經費之處，她影響了大學教授之聘用、升遷，甚至發展方向；簡言之，各大學有意識或無意識都成了國科會大學。」
「國科會大學」這個名詞，聽得教授們心有戚戚焉，教授想要升等，得看主持過多少國科會計畫；系所評鑑時，訪評委員也不忘統計系所接過多少國科會計畫；校長的績效也看學校申請的國科會計畫數量有沒有成長，國科會似乎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操控著大學，讓教授們疲於奔命。
國科會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大的魔力，讓大學教授從上到下都繞著國科會團團轉？這當然跟教育部的政策有密切關係。
這種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二○○三年十月二十日，教育部首次公布「二○○二年大學、技職校院ＳＣＩ（科學引文索引）、ＳＳＣＩ（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與ＥＩ（工程索引）論文總篇數發表統計」，等於正式宣告重研究輕教學的高教政策。
國科會績效 就是論文發表量
ＳＣＩ、ＳＳＣＩ與ＥＩ其實都是期刊文獻資料庫，分別收錄科學、社會科學和工程學相關的上千種重要期刊。教育部統計各校教授們發表在這些資料庫的論文數量，不言而喻的，就是比高低、打分數，要大家拚研究。在大學經費多仰賴政府補助的情況下，各校自然啟動了拚論文數的戰爭。而國科會每年固定撥出的兩百多億元科學研究計畫經費，就成為各校教授們製造論文的好幫手。
國科會的使命也正是如此，攤開國科會績效報告，第一項關鍵策略目標就寫著：「推動學術研究，提升科技研發品質」，而衡量標準就是ＳＣＩ和ＳＳＣＩ論文篇數的國際排名。像是《一○○年度施政績效報告》提到：「二○一○年我國的ＳＣＩ／ＳＳＣＩ論文發表篇數為二三七一五篇，全球排名第十六名，達成原預定目標。」
全球化壓力 高教陷入排名迷思
從統計數字來看，國科會在一○一年度收到將近三萬件專案研究計畫申請，其中一萬四千多件通過核定，核定總金額一百五十五億元，這還不包括其他專案計畫的經費。這些經費，成為一篇篇論文的生產基礎，也間接造就「國科會大學」的現象。
其實，台灣的大學不只是「國科會大學」，更是「教育部大學」，偏偏教育部也非常在乎大學的研究成果和教授的論文產出，而使高教評鑑制度成為顯學。高教評鑑中心基金會董事、中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戴曉霞認為，歸根究柢與「全球化」有關。
戴曉霞分析，一九八○年代開始，網路日漸成熟，國家面臨的競爭已經不是傳統的模式，而是來自各地的全球性競爭。再加上從一九七九年開始，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公布《全球競爭力報告》、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也在一九九○年開始公布《世界競爭力年報》，讓各國政府越來越重視國家競爭力的排名，「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怎樣才能強化國家競爭力？（自然是）高等教育跟國家的Ｒ＆Ｄ（研發）和高階人才的培育。」
學校都怕了 約制大學自主發展
這種全球化競爭的壓力，各大學也感受得到。從二○○三年開始，上海交通大學每年公布世界大學學術排名，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也從二○○四年開始公布世界大學排行榜。兩個排行榜每年都搶盡國內媒體目光，焦點都擺在有多少國內大學可以擠進前一百名。高等教育做為維繫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使「前進百大」成為國內名校的口號與辦學方針，更陷入全球排名的迷思之中。
之後，教育部為提升國內高等教育，並「與世界接軌」，而從美國引進評鑑制度。但「橘逾淮為枳」，制度被橫向移植到台灣後，卻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讓高教發展更為畸型。
問題就出在教育部的政策還是「重研究，輕教學」，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畫看的是研究成果，也就是教授升等論文。高教評鑑訪評委員雖經訓練，但潛意識裡還是拿研究表現當作系所評鑑的標準，戴曉霞就說：「ＳＣＩ、ＳＳＣＩ哪有這麼容易忘掉？叫我評審怎麼忘？」
真要落實評鑑提升品質，戴曉霞表示，首先不能把評鑑當作獎勵補助或進退場的policy tool（政策工具），因為這樣學校就怕了，不敢去做，就失去不斷自我改善的基本功能。
教育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國家大業，一個失誤，就可能犧牲好幾世代的權益。但台灣高等教育評鑑制度，實施七年，至今問題百出，而且就像個「緊箍咒」，狠狠綁架校方對教授的要求標準、影響教授的教學品質與研究取向，更約制了大學的自主發展。教育部和國科會，到底知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有沒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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