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永遠是沙漠，需要新生者使它重新開始。
——《政治的承諾》，漢娜．鄂蘭
行政院暴力驅離事件的當天晚上，我第一次來到立法院占領現場。這裡是台灣的Ground Zero。這裡不是遭受原子彈或恐怖份子攻擊，而是台灣社會的公民內爆，頓時象徵國家立法權機構的四周街道，像是戰爭狀態的野地，到處有人坐著、躺著，到處也看得見傷痕；有占領立法院、行政院時推擠的瘀傷，但更多是集體的、心靈的、意識的傷。我眼裡所見的，不只是反服貿，而是這個看似沒有流亡的流亡之島，正在反抗上個世紀沒解決的內戰，於政治上已殘留兩、三個世代的虛無與壓抑狀態。這裡要占領的是政治，要重建的是長期不被承認甚至自我否認的政治廢墟。
我靜默地繞街而行，三月下旬夜落的寒意與人潮的悶熱彼此平衡，我經過中山南路轉到濟南路，然後聽到中研院台史所吳叡人老師演講的聲音，他正在批判行政院長江宜樺如何違背了政治學教授江宜樺，然後他開始講解漢娜．鄂蘭在《人的處境》（The Human Condition）當中提到的，關於人類生命的三種活動：勞動（labo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人勞動是為了生理的活，人工作是為了現世性的活，但人行動是為了歷史。鄂蘭解釋，「行動」就是政治的生活，是人與人之間唯一不用靠任何具體物件的活動，它所關切的是小寫的複數的人（men），而不是哲學或神學的大寫的人（Man）。政治的難度就在於，複數的人不是單一個人的複製與繁衍，我們唯一相同的是，沒有人的生命完全相同。所以，這樣複數的人，要如何「行動」？這是鄂蘭要給政治學如同神學與哲學的高度。
我聽著吳叡人老師用鄂蘭的「行動」，鼓舞處在「行政院後」的公民。複數的人皆安靜地坐在馬路上聽講，或倚著兩旁的路樹與圍牆，我也找了一個剛剛有人起身離去的塑膠墊坐下，加入這些複數的人。一九五八年的鄂蘭理論被街頭的麥克風擴大，完全不用醞釀劇本就能直接登場演出，這不是偶然，因為一直在凝視二十世紀前半與冷戰時代的鄂蘭，所分析的無國籍之人的痛苦，現代世界的荒漠化，都仍適用於還在被迫當冷戰活化石的台灣人。無論何時來此的「台灣人」，一九四九年後，如同二戰後的德國，「留下了一個廢墟中的國家，一個感到自己墜入歷史上『零點』的民族」，然而即便我們有共同的命運，在政治意識上卻始終沒能成為同一個「民族」，因為我們的政治還在零點，我們的歷史還在零時。在二戰後出現的分裂國家中，台灣是至今唯一不被國際社群承認的，我們的國籍是一樁懸案，在國際政治上，我們是聚居的無國籍之人。
我們的政治至今仍是戰爭的延長。但政治逐漸被壓抑、切割，我們在維持現狀與政治、經濟分離的主張中，逐步逃避政治的痛苦，直到我們甚至覺得沒有了痛苦。我們正是鄂蘭在《政治的承諾》結尾所說的，不會痛苦的「沙漠居民」。透過心理學式的機轉與極權主義運動，即便是荒漠中的人都會忘了自己置身荒漠，主動放棄尋找綠洲的熱情與勇氣，甚至以適應荒漠為榮。所以，在運動發生之前，事實上是立法院已經荒漠化了，徒具民主外貌的政治與政黨，終究無法遮掩荒漠化的事實（遮掩不了，就用極權三十秒）。
於是在夜空下流蕩的鄂蘭思想，開始讓我明白，這場運動真正的成果，也許是在恢復我們的痛苦，重新擁有忍受痛苦的德性，正視「沙漠居民」的政治難題。正視了痛苦，代表我們承認荒漠給的困難，代表我們有可能要承擔改變荒漠的責任。於是你看，複數的人都趕來了，在那一晚他們聆聽鄂蘭的沉默中，我聽到被期待封存的歷史時鐘又開始艱困地擺動，我看到痛苦重新爬上了人們的神情。因為我們有了民主，卻還沒有面對真正的歷史任務，所以複數人的政治，首先正是從接受自己痛苦的表情開始。零點，零時，不是因這場運動才有的廢墟，是因為用別的布幕遮掩的緣故，複數人所做的，只是上前把布幕扯下。
鄂蘭曾經區分，人工作是為了讓世界恆定，因為人終將一死，但人行動，是為了不朽，為了歷史。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所代表的正是現世的恆定，希望經濟能繼續運轉，但人們卻回應以政治的行動，這已是在歷史的層次上進行反抗。顯然在這個荒漠的島上，願意想像綠洲的人仍舊存在，追求的不是不死，而是新生。雖然荒蕪的風仍舊會毫不留情地穿過你我之間吧。
莊瑞琳
二○○二年進入新新聞出版部為編輯生涯的起點，曾任自由時報高雄市記者、誠品報告編輯、時報版權專員、時報人文科學線主編，二○一一年成立衛城出版，期待自己在翻譯書與本地原創作品上，都能繼續遇到精采的作者與書。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六月號356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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