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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真實的故事
全球獨家一刀未剪中文版！ ※ 本書特色：
•透過蘇聯解密檔案，獨家解讀毛澤東與史達林、赫魯雪夫的往來交惡秘辛，描繪蘇聯扶植、操控、牽制中共的錯綜關係，了解毛澤東於蘇聯羽翼下之危局和機運。 •唯一跳脫中共官方神話與個人經驗之侷限，以最新史料揭露毛澤東多樣面貌真相的權威傳記。更以過去未見的機密檔案解開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背後的真相。 •描繪這位自詡詩人的專制者如何從年輕時對革命的理想與堅持，轉變為晚年對權力的執著與狂熱。分析毛澤東嚴密矯飾、「喪事當做喜事辦」的宣傳手法，揭露毛澤東以「創造階級敵人」邁向成功之冷酷哲學和陰狠果決的鬥爭手段。 內文選摘（節錄）
第十五章 井岡山上紅旗飄揚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坐上火車，毛澤東先前往長沙南方一座小鎮株洲。他和當地黨委同志討論了暴動計劃。株洲共產黨人將啟動革命，炸毀跨湘江的一座火車鐵橋，並沿著鐵路線製造一系列事端，分散駐軍注意力。接下來毛澤東到達安源，在張家灣小村召開重要軍事會議。當地黨員決定組織一支所謂的工
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兵力約五千人。 在滿懷英雄氣概之下，毛澤東轉往安源北方的銅鼓，通知親共的士兵和貧農，決定把他們的隊伍改組為第一師第三團。他已經預想到自己是叛亂首腦，還寫下一首詩：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
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 一切似乎都進行得很順利的時候，有一天毛澤東和縣委書記突然遭到一隊地方民團攔下。民團不曉得他們逮到的是什麼人物，決定把他們押到隊部。情勢十分危險。白色恐怖鬧得很兇，這兩個人很可能遭到槍決。毛澤東告訴史諾這段經過： 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但是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裡去。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裡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仔細規劃的這場暴動，於九月九日起事，但是可以預想得到是以慘敗收場。消極的農民和士氣低落的鐵路工人和礦工，都沒有對叛變的軍隊提供實質的援助。彭公達寫說：「農民沒有起來響應，他們的領導人缺乏決心。」在這種情勢下，毛澤東和湖南省委同志在九月十五日自行決定，不進攻省城長沙。這種無意義的行動除了招致更多傷亡，不會有任何效益。現在該撤退，不能逞英雄。 毛澤東在長沙東方一百公里左右的小鎮文家市集結殘部，宣布預備向南打開一條血路，奔向湘贛邊區的井岡山。羅霄山脈中部這塊險阻的山區一向就是土匪、叛徒的藏身處。毛澤東認為它是「機動部隊的絕佳根據地」。這個地方的特色就是山峰高聳入雲、溪壑向下陡墜的奇妙結合，形成理想的藏身處所。 九月二十一日，一千五百名疲憊不堪的第一師殘部，頸項間綁著紅巾標示著他們是叛軍，開始踏上艱困的旅程。毛澤東記得：「當時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有個基層戰士也描繪同樣淒苦的景象：「我們的部隊不熟悉周遭環境，也缺乏適當的準備。疫疾傳染、盛暑行軍、缺乏基地，全都導致重大損失。」直到十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的部隊一路上又折損三分之一人馬之後，終於到達井岡山地區主要鎮甸茨坪。他們在當地最高的山、海拔一千七百多公尺高的五指山的山腳下停住。這座寬大的山谷布滿稻田。舉目一望，四周的陡岩峭壁高聳入雲。 一個月之後，在毛澤東倡議下，成立了「茶陵縣工農兵政府」，還建立了縣赤衛大隊、縣工會、縣農會等組織。他這時候還沒有使用「蘇維埃」這個詞語，但是這些機構實質上就是蘇維埃。很自然地，他立刻遭遇許多問題。他需要在陌生的新環境活動，周遭的本地人對他們這群不速之客懷有敵意，而且講的方言也是毛澤東及屬下許多戰士根本聽不懂的話。 在這個貧窮的邊區，遠離湖南和江西省政當局，人們依據本身傳統法則過日子。這個地區的經濟，用毛澤東的話說，「還留在臼、杵年代」。他指的是山區老百姓還在用臼、杵搗米。只有山谷裡才有些手工操作的作坊。當地的權力落在袁文才、王佐為首的一群土匪手中。六百名兇神惡煞仗著古老的短槍、長槍和刀劍，宰制整個寧岡縣十五萬人。因此，要落草為井岡山人，毛澤東必須先和掠奪本地區的土匪建立友好關係。這方面他做得很成功，因此他自稱成了「山大王」。 毛澤東和「綠林兄弟」交往的歷史值得一提。袁文才和王佐屬於本地客家族，先世從廣東或福建移居到這個地區時，肥沃的山谷已經被開發，因此即使他們兩人都出生在井岡山地區，但還是不被看作本地人。因此，袁文才和王佐對山谷居民並沒有好感。本地的老居民瞧不起新住民，無情地剝削他們。也正因為如此，袁文才和王佐年輕時即加入一個像他們這樣「外來人」組成的土匪組織「馬刀隊」。他們在組織裡竄起成為老大，向地方民眾榨取貢獻，凡有反抗者，即下手懲罰。他們把反抗者砍頭，首級掛在竿上示眾。袁文才是首腦，王佐尊他為「大哥」，兩人是歃血兄弟。 毛澤東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剛進入井岡山不久，即修書致函袁文才，要來拜會。毛澤東表示袁文才若允許他的人馬在井岡山歇腳，願送袁一百支長槍以表敬意。袁文才只有六十支古董舊槍，拒絕不了這樣的禮物，但是面子上又不允許他不付代價就收下武器。兩人一見面，袁文才交給毛澤東一千銀元。這是典型的中國人禮數。傳統要求主人收下禮物後必須百倍回敬贈與者，否則他就「丟臉」，客人也會懷疑主人是否有困難。毛澤東很感謝，而他執禮甚恭也讓袁文才很高興。袁文才聽說過毛澤東是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對於這樣一位重要人物如此看重他，受寵若驚。袁文才甚至告訴毛澤東說，他在一年前就加入共產黨。雖然無從知道這是否實話，毛澤東也佯裝相信。透過袁文才，他也交好王佐，送給王佐七十支長槍和大量彈藥。這位共產黨領導人的博學多聞，讓沒念過書的王佐佩服得不得了。他說：「毛委員是最有學問的人，聽他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王佐建議毛澤東進駐到王佐所控制的茨坪。師部醫院則設在鄰近的茅坪，即袁文才的老家。大家序起年齒，毛澤東比袁文才和王佐虛長五歲，兩人遂喊他「毛大哥」。根據習俗，當然要殺豬、備酒，慶祝一番。 但是，並不是事事都順利。毛澤東的部隊和袁、王兩人的土匪難免發生衝突。天性多疑的王佐對這些事特別介意。有一天他向袁文才講起他的疑慮：「如果毛澤東奪了我們的權，要怎麼辦？他可以在不知不覺下吞併我們。」於是乎，狡猾的袁文才想出一招羈縻毛澤東的方法。他把一個朋友的漂亮妹妹賀自珍介紹給毛澤東，推薦她擔任他和本地人打交道時的譯員。賀自珍年僅十八歲，才剛加入袁文才的單位不久。袁文才待她不薄，她和袁妻特別親近。王佐待她也不錯，曾經送她一把毛瑟槍。賀自珍十六歲即加入共產黨，在「白軍」奪得她家鄉權力後，地方黨委派她到井岡山。她書讀得不錯，又有政治認識，但最重要的是她漂亮、活潑、精力充沛，而且優雅。她有張甜美的圓臉蛋、炯炯有神的大眼珠和細潤的皮膚，無怪乎她的小名叫「桂圓」。毛澤東一見就喜歡她，而她本人也喜歡他，即令他比她足足大了十六歲。她曉得他已婚、有三個小孩；這是毛澤東親口告訴她的。但是，沒有什麼能擋下她；毛澤東也曉得如何討好女性。當時的他尤其魅力十足—非常瘦、蓄長髮、額頭高，有著一對憂鬱的黑眼珠。賀自珍立刻為他傾倒。毛澤東散發著體格力量和智慧力量，能詩善文，飽讀民間演義小說。年輕的賀自珍從來沒見過這樣的男性。兩人是相戀相愛？還是只因性吸引力而湊合在一起？認識他們的人也莫衷一是。 一九二八年初春，毛澤東請賀自珍幫他整理一些文稿。她說：「只要你不嫌我字寫得醜，我就來幫你。」第二天，她就到他住處幫忙（毛澤東當時在山上一座廟裡工作）。兩人從此就開始同居。五月間，當著媒人袁文才和毛澤東一些同志面前，兩人辦了類似的「婚禮」。他們吃蜜餞、乾果、喝茶。大家開懷大笑、嬉鬧。當然沒有人想到楊開慧，此時她還活著呢。 楊開慧終於輾轉聽到夫君另結新歡的消息。許久沒有音訊，現在卻傳來良人另結新歡！這份打擊說有多重，就有多重。楊開慧一度想要尋短，若非為了孩子，大概也不會留戀人間。她就這樣忍辱過了兩年，才被國民黨槍決。 同一時期，中共黨內也鬧得天翻地覆。九月十九日，史達林終於決定讓中共正式退出國民黨，開始共產黨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鬥爭。瞿秋白次日透過蘇聯駐漢口領事接到指令。九月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搭船離開漢口，前往上海，持續深入地下工作。羅明納玆不久也進駐上海。十月間，共產國際執委會另一位代表海因玆．紐曼（Heinz Neumann）（化名莫里玆﹝Moritz﹞或格魯勃﹝Gruber﹞）也來到上海，旋即經香港、入廣州，籌劃後來被稱為廣州公社的一項新暴動。這項暴動同樣失敗，犧牲者之一是鮑羅廷的前任譯員張太雷。白色恐怖，加上中共的冒險主義，使中共付出慘痛代價。一九二七年底之前，中共黨員從將近五萬八千人左右，降到只剩一萬人，折損約五分之四。 這也是為什麼不只是毛澤東、還有許多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之交的冬天，紛紛逃到農村的原因。在偏遠地區，他們打出蘇維埃的旗號展開新的鬥爭。莫斯科指定這個口號。而毛澤東是首開其端的第一人，因而遭遇許多問題：同志們不瞭解、有人妒恨、被罵犯了「左傾錯誤」，也被指控是「右傾錯誤」。九月間，毛澤東已因為拒絕攻打長沙，被蘇聯領事兼共產國際代表庫丘莫夫痛批。庫丘莫夫痛斥湖南省委的「不作為」，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要求政治局立即撤換省委領導人。這個蘇聯領事認為，如果不是彭公達和毛澤東表現出「極可怕的中國式庸俗」，長沙暴動是可以成功的。瞿秋白只好下令長沙方面即刻要有行動。同時，他又派全權代表任弼時前往長沙，主持省委人事改組，不過彭公達仍留任書記。任弼時的努力並無助於局勢，他自己很快也認為在長沙發動「起事的時機已失」。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至十四日在上海舉行的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又遭到另一個打擊。兩個莫斯科代表主導這項會議—羅明納玆，他在十一月十日即會議結束前，就回俄國去；另一個是赤色職工國際（The Red International of Trade Unions）代表歐爾嘉．米克維奇（Olga Mitkevich）。他們的介入已事先決定了這場不光彩的暴動籌劃人受到懲處的程度。史達林再次需要替罪羔羊，不肯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會議通過〈政治紀律決議案〉，對毛澤東及其同志有這樣一段話： 湖南省委對於農民暴動的指導更是完全違背中央策略。中央屢次指出湖南暴動應以農民群眾為其主力，並且向省委書記彭公達同志當面警告其軍事投機的錯誤，要省委改正此錯誤……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於上列執行錯誤政策之黨部執行機關及負責同志，決定下列的處罰……湖南省委委員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應撤銷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彭公達同志應開除具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並留黨察看半年。毛澤東同志……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這時候，「毛澤東主義」這個字詞開始在中央委員會當作「軍事機會主義」的同義詞傳開來。 毛澤東要到四個月之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初，改組過的湘南特委代表周魯來到井岡山見他，才知道自己被免去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這個年輕人因為身居湘南特委軍事部長，自命不凡。他所代表的黨委是在三個月前的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成立，中央交付給它改組井岡山共產黨領導的任務（這時候設在長沙的湖
南省委已經幾乎被國民黨消滅殆盡）。 上海的領導人不能原諒毛澤東的擅自行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們要求免去毛澤東前敵委員會的職務。通常不亂發脾氣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周恩來，或許因為他本人可能受責難，表示非常不滿毛澤東。周恩來負責的南昌暴動也失敗。周恩來說：「毛澤東的部隊只是到處流竄的土匪。這樣的領導人﹝毛澤東﹞不相信廣大群眾的力量，才陷入真正的軍事機會主義。」湖南省委還剩下的幾個委員也認同他的看法，表示毛澤東的部隊完全由「地痞流氓」組成。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上海代表對毛澤東部隊的判斷也同樣嚴厲（和正確）。譬如，共產國際執委會國際聯絡部代表亞歷山大．亞伯瑞奇（Alexander Al’brecht）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向莫斯科報告說： 建立紅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由於這些軍隊既無基地、又無給養，他們對農民構成極大負擔。由於這支軍隊有一部分出身半土匪，如毛澤東的單位即是，隨著時間過去，他們會分化，會讓農民反他們。尤其糟糕的是，這些軍隊經常跑掉，留下農民去應付軍閥部隊的進攻。 黨下令懲處的新聞對毛澤東構成沉重打擊，尤其是周魯試圖全面抹黑毛澤東，宣稱中央已將毛澤東開除黨籍。其實這是天大的謊言，可是毛澤東無法查證或否認它。周魯免去毛澤東所有的黨職，把他降級為第一師師長。身為「非黨員」的師長，毛澤東是政治問題不能作主，軍事問題也不能決定，因為黨才是各個方面的領導。周魯也解散前敵委員會，把第一師的黨權交給年僅二十一歲、他覺得信得過的團政委何挺穎。很顯然，周魯以為年輕、沒經驗的何挺穎容易操縱。但是他失算了。何挺穎因為和毛澤東一起參加秋收暴動、一起艱苦地從文家市跋涉到井岡山，對毛澤東仍然奉命唯謹。周魯也沒有考量到除了年輕的何挺穎，毛澤東在第一師還有別人可以依靠。 毛澤東在井岡山最信任的一個人就是他親弟弟毛澤覃。汪精衛響應清共前夕，毛澤覃接受大哥的建議，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部隊離開武漢，前往江西、湖北邊界的九江。他在九江驚聞「左派」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響應清共的消息。危機當前，他接受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共產黨員）的建議，逃到南昌，希望和參加暴動的賀龍部隊接上頭。等他到了南昌，共產黨已經走了，到處都是國民黨部隊。毛澤覃在南昌城門被巡邏隊攔下，稍加盤問就放了。離開南昌，他往南走，離南昌已有二百公里，才終於追上叛軍的哨兵。他們帶他去見周恩來，周恩來立刻認出他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潭覃奉派在政治部和葉挺同事。就這樣，他參加了攻打汕頭戰役，然後加入朱德部隊，跟著部隊輾轉前往粵贛邊區。到了粵贛邊區，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朱德的部隊連接上毛澤東手下一個營的戰士。這支部隊被國民黨部隊打得和主力部隊失去聯繫，在山區流竄。朱德和毛澤覃從他們口裡知道秋收暴動失敗、毛澤東率部落腳井岡山。朱德決定和毛澤東會師，派毛澤覃去找他哥哥。朱德交給毛澤覃一封信，上面寫說：「我們必須團結力量，執行一個清楚的軍事和農民政策。」 十一月底，毛澤覃安全抵達茨坪，兩兄弟歡欣重逢。毛澤覃留下來，協助毛澤東打理一切。有一陣子，他也追求賀自珍，不過沒成功。這時候，他的太太周文楠帶著六個月前生的幼兒楚雄，被關在長沙監獄（她在一九二八年三月遭到一名叛徒出賣，被抓進牢裡）。毛澤覃知不知道這件事？或許不知道。但是他應該記得和她在武昌分手時，她已經身懷六甲。因此他肯定會知道大約九月時就做了爸爸。小孩在獄中生病，病情嚴重，被獄卒從母親身邊帶走，送到醫務室等死。不料，他竟活了下來，幾個月後交給外祖母照料。老人家為了保護他，把外孫改姓周，不姓毛（直到他十歲，她才告訴他，他的生父是誰）。要到一九三○年七月，紅軍部隊短暫攻佔長沙，毛澤東這位弟媳婦才重獲自由。但是這時毛澤覃已另結新歡。追不到毛澤東的愛人，他在她妹妹身上找到安慰。一九三一年初，他娶了賀怡。 毛家兄弟的確不適合過家庭生活。毛澤民也根本不是模範丈夫或父親。他早早就拋棄髮妻王淑蘭和他們三歲的小孩，再也沒見過他們。她也吃盡苦頭。她兩次被捕，第一次即一九二七年五月底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之後。很幸運的是她很快就獲釋。鄉人替她作證，說她早就和毛澤民離異。但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她再次被捕，關進長沙市監獄。紅軍在一九三○年七月救了她，以及毛澤覃的妻子。可是，她出獄時受牢友之託，帶著牢友九歲的兒子華初一起走。從此以後，王淑蘭帶著她和毛澤民生的女兒毛遠志以及華初，三人相依為命。王淑蘭靠打零工勉強過活，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夏末，她撐不下去了，帶著兩個小孩到上海，因為傳聞她的前夫和新妻住在上海。但是她沒找到毛澤民。黨裡的舊識告訴她，毛澤民和妻子錢希鈞於一九三一年七月奉中央的命令去香港。王淑蘭黯然而歸。她窮困潦倒，無人援手。 這一切倒不盡然是毛家兄弟的薄倖。這麼做的人也不只是他們。一夫多妻在中國相當平常，甚至中國共產黨內最擁護女權運動的男性黨員，對女性也相當歧視，雖然只是下意識。他們沒太把女性當作同志、而是當作性對象。至於小孩，誰會管他們？中共號稱代表農村無產階級，子女、尤其是女兒，經常被認為是負擔。當然，和貧苦的農民有點不同的是，中共領導人對其子女的絕情，不完全出於經濟因素。他們根本無暇顧及子女；他們必須專注在主要任務上—革命、內戰、解放被壓迫的群眾。在宏偉的計劃中，小孩的眼淚，即使是自己的骨肉，實質上並未受到注意。 黨內鬥爭需要全神貫注，以毛澤東而言，一點兒也不亞於革命。他的新敵人周魯一九二八年三月來到井岡山，陶醉在權力中。他命令毛澤東把部隊從茨坪調到湘南，支援當地農民運動。毛澤東遵命辦理。他不覺得自己地位強大到可以公開抗拒黨的代表。直到一個月之後，部隊已到了湘東，他才說服周魯回師。湖南已經沒有農民運動，但是毛澤東聽到傳聞說，朱德的部隊已經從江西到了湘南，而且正在往井岡山移動。他必須出發，盡快和他們會師。 與朱德會師的想法佔據了毛澤東全部心思。朱德是個職業軍人，也是資深黨員，指揮著一支兩千多人馬的強大軍事力量。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旬，毛澤東就向湖南省委提議會師計劃，省委批准它，黨中央也批准它，並下指令交代朱德遵辦。但是要到一九二八年的四月中旬，會師才似乎有可能成功。這兩位領導人歷史性的會合，發生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的井岡山西邊的酃縣村。三、四天之後，他們的部隊完成整編，湖南特委賦與它番號「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以紀念國民革命軍著名的第四軍（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決定工農革命軍改名為紅軍）。 毛澤東在比他年長七歲的朱德身上找到一位理想的同志。朱德出身四川農民家庭。他的客家父親遠比毛澤東父親窮困，無法餵飽一家人肚子，必須親手在水塘裡溺死自己五個親骨肉。一九三七年，朱德向作家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吐露：「我愛我的母親，對父親則又怕又恨。我根本不能明白為什麼我父親那麼殘忍。」幸運的是，父親家族一位家境較好的親戚在他六歲時，領養了朱德。他受到良好教育。一九○九年，二十三歲的朱德進入雲南府（今名昆明）雲南講武堂。同年，朱德加入孫逸仙的同盟會，全力「為共和奮鬥」。他也加入黑手黨式的秘密幫會哥老會，哥老會綿密的組織滲透到中國社會每個層
面。朱德積極參加辛亥革命，在一個雲南軍閥底下晉升為旅長。一九二一年他被任命為雲南省警政廳廳長。史諾寫說：「他討了好幾房妻妾，在雲南省城蓋了一棟宮殿般的豪宅。他什麼都有了：財富、權力、愛情、子女、鴉片煙、受人尊敬、前途光明。事實上，他只有一個壞習慣：他愛讀書。」他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產生莫大的興趣，竟然拋棄一切，遠渡重洋到了歐洲，先到法國，再轉赴德國軍校念書。他在德國遇上周恩來，周恩來在一九二二年十月說服他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五年七月，朱德前往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化名丹尼洛夫（Danilov），研讀布爾什維克社會學和經濟學。不久，他轉入蘇聯一所秘密軍校，一九二六年夏天畢業後，回到中國。他參加北伐，後來在老朋友周恩來指揮下，對籌劃南昌暴動做出重大貢獻。 他體格壯碩，愛打籃球，與士兵一樣席地睡覺；他的生活和衣著都很簡樸。認識他的人都深受他的謙虛和愉悅的態度感動。他最大的美德就是毫無政治野心。朱德承認毛澤東在一切政治事務上的優先地位，毛澤東起先在軍事事務上也完全尊重朱德的意見。因此，他們可以說是天作之合。 朱、毛會師之後，他們意見一致，該回到羅霄山脈中部的井岡山根據地。他們在茨坪北邊的礱市鎮設立總部。周魯不再是障礙，他已在井岡山被國民黨捕獲、槍斃。毛澤東和朱德共同的目標是，鞏固他們的蘇區根據地之後，設法把勢力擴張到湖南、江西、廣東三省交界的六個縣。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我們的主要任務有二：分田和建立蘇維埃。我們要武裝群眾來加速這個過程。」 毛澤東和朱德會合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他從朱德這裡獲悉他並沒有被開除黨籍。甚至不久之後毛澤東就得到江西省委通知，他被派為新成立的湘贛邊區特委書記。有了湘贛邊區特委身分，他再度集井岡山地區政治、軍事權力於一身。他當然十分得意（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毛澤東的權力更進一步加強，中央決定恢復前敵委員會，派他為書記。這個特設機關直接向江西省委報告，地位高於湘贛邊區特委）。 許許多多農村無產階級、共產黨的盟友，隨著朱德的部隊來到井岡山。他們一起在湘南地區燒殺擄掠好幾個月。這個地區的經濟十分凋疲，朱德部隊在湘南要靠種植、銷售鴉片勉強餬口。共產黨曉得販運毒品不好，但他們別無其他辦法。因此，一方面號稱繼續為勞動人民權利奮鬥，本身卻又以毒品荼毒人民。由於經濟實在太艱困，朱德最後必須把部隊撤出湘南，前往井岡山。 一九二八年五月，井岡山地區集結了約一萬八千名戰士。毛澤東認為他們大多數人「亂七八糟、紀律很壞」。因此他的第一要務是對這支武裝暴民建立嚴格的管控。如果沒有能力正常供應他們給養和衣物，根本不可能管控他們。藥物也是迫切需要的物資。井岡山負傷或生病的戰士不下三分之一。毛澤東也必須組織起武器和彈藥的生產製造。兵員一萬八千人，卻只有兩千枝步槍、外加少數機關槍。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決定進行大規模的社會經濟改革，或者用白話講，展開農民革命。直到一九二七年十月以前，毛澤東的士兵和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都用舊式方法取得他們之所需。他們向山谷的居民課稅，他們從土豪劣紳的家沒收一切財物。可是即使如此掠奪，毛澤東也只能支付手下薪餉一天不超過三個銅板。這實在太少了；因此，非得有新辦法不可。 終於他要祭出深思熟慮已久的公平正義社會的方案。他這些觀點具有激進的平等精神，本質上是反農民的。井岡山地區屬於農民和地主的一切土地，統統充公，交給「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而邊界政府的首腦不是別人，正是袁文才。土地再以嚴格平等的方式，按照每戶人口，分配給支持政權的鄉下居民。土地嚴禁買賣，分配到土地的人「一定要耕作」。一切都按照毛澤東個人的指示辦理。直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也就是第四軍要離開井岡山的前一個月，才為這些措施找個準立法的基礎，由邊界政府溯及既
往，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井岡山《土地法》。毛澤東一直堅持他的信念。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他公開表示：「中國土地問題的解決，應先有事實，然後再用法律去承認他就得了。」他正是這麼做。 毛澤東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指出，到一九二八年六月，本地區大多數土地已經充公、分配完畢。剩下的土地在秋末之前將持續分配完畢。如此粗糙的分田措施當然激發相當程度的抗拒。不僅地主痛恨平等主義，連廣大的農民群眾也不滿意，最積極反對的是本地富裕的自耕農。毛澤東承認，「家族組織在農村中，作怪得厲害的，不在大的豪紳，而在中間階級」。他們最積極阻撓分田，一直要到紅軍槍斃了好幾個本地人，才有辦法推動。此後農民只有逃離井岡山或是暗中破壞農民革命之推行，兩條路選一條走。他們大部分選擇逃亡，因為他們害怕客家人在紅軍協助下，會把本地人殺個精光。毛澤東上給中央的報告黯淡地提到：「土籍農民大部分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土籍農民跟著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此後，留在山谷的人減少做買賣、停止手工藝生產。所有的市場全都關了，鹽、布料、藥品等日用品和其他許多商品實際上全消失了。共產黨又搬出徵收的辦法。靠掠奪和殺人維持的政治經濟，老百姓怎麼可能過正常生活。要供應士兵每天食物所需的三到五個銅板，每個月沒有上萬銀元不可。毛澤東向中央報告說：「如果被抓的土豪劣紳不給錢，我們就沒錢可花。」錢「亦完全靠打土豪，但是……在一個地方只能徵收一次；再來，就沒有東西可徵了」。 用毛澤東的話說，結果是「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黨和群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作戰，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恐怖因而成為唯一的生存之道。毛澤東寫說：「現在我們農村鬥爭的整體戰略是……毫不留情殺光地主、土豪劣紳及其走狗；以紅色恐怖手段威脅富農，使他們不敢協助地主階級。」要及時執行恐怖手段，必須從「最勇敢的工農」組織特別的「紅色行刑隊」，對村落進行夜間游擊戰。很自然的，絕大部分出身貧下農、農村無產階級和客家的紅軍士兵，熱切歡迎這項政策。毛澤東在報告中熱切地寫下：「地痞流氓尤其是好戰士。因此之故，我們現在不僅不能減少部隊中的地痞流氓，而
且還很難找到更多替補。」客家人本來就驍勇善戰，作戰時格外勇敢。 由於邊界生活軍事化的結果，到了夏末，紅軍甚至在對付國民黨個別單位時，也開始小有勝利。黃洋界位於茨坪西北方，紅軍在這裡遭遇國民革命軍第八軍一個團，把它打得落花流水，戰績特別顯著。毛澤東歡喜若狂，環顧四面青山，吟詩為記： 山下旌旗在望，
山頭鼓角相聞。
敵軍圍困萬千重，
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
更加眾志成城。
黃洋界上砲聲隆，
報道敵軍宵遁。 但是他慶祝得太早。儘管祭出恐怖手段，取得給養依然十分困難。紅軍士兵大都只吃南瓜，白米飯成為珍饈美食；其實本來也就沒什麼其他東西可吃。南方人習慣吃辛辣，尤其痛苦。戰士們不痛快地呼喊：「打倒資本主義，吃南瓜！」許多人得了胃病。據他的女兒說，毛澤東本人也得了便秘。他沒辦法忍受清淡的食物，可是又弄不到他喜愛的紅辣椒。他得靠賀自珍給他灌腸。 這一套全然反農民的政策終於導致深刻的危機。到了秋末，試圖在中國社會導入「戰時共產主義」的做法已使得毛澤東的部隊陷入孤立，和大多數居民站在對立面。毛澤東當然瞭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他不願重新檢討他的極端派觀點。他的精力驅使他向前走。鬥爭的目標和羅曼史蒙住他的眼睛，而且他那強大的意志力驅策他克服萬難，他對獨裁專政力量的信念也使他堅定不移。愈是遭遇困難，他的鬥志愈是高昂，決心不惜代價，執行計劃到底。 很長一段時候，他覺得自己非常不凡、絕對不會有錯。這會是毫無根據嗎？湖南偏鄉出身的一個農家子弟，他已經有了目前這番成就。他不僅能夠昂首闊步，還能讓許多要人尊敬他、甚至害怕他。他又怎麼會對自己沒信心？ 他並不想離開井岡山。從戰略上講，這個地區非常理想，四面高山陡壁圍繞，有路通往湖南、江西兩省，是個易守難攻的好地方。毛澤東認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虎落平陽被犬欺」。縱使如此，他還是不能不走。到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井岡山的經濟資源已經幾乎羅掘殆盡。前幾個月才成立的紅軍第五軍在十二月初抵達井岡山。他們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第五軍軍長彭德懷記得，當時「紅四軍弟兄們還穿著夏天衣服和草鞋。他們沒有冬衣、沒有鹽做菜、沒有錢供應每天伙食所需的三個銅板」。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澤東手下還有一萬八千名兵馬，現在剩下不到六千人。毛澤東、朱德和彭德懷都很清楚，唯有離開這個廢墟，另尋新地方掠奪，才會有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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