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重要嗎?對於台灣而言,歐洲做為一種直接作用與影響的政經與文化實體,除了因為台灣在地緣位置上,處於歐亞大陸、日本與東南亞之間,形成各國船貨停泊轉運的要衝,致使荷蘭與西班牙在大航海時代對台灣西部的佔領與經營(1624-1662)之外,跨過漢人大量移民的明鄭時期(1662-1683)、清治時期(1683-1895),1880年代中期,中法戰爭期間法軍也曾短暫佔領基隆與澎湖。這是直接歐洲的具體形貌。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葉早期現代性的形成階段,由於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的簽訂與清帝國的割讓,日本由1895年展開對台灣的50年殖民,歐洲至此轉變為潛在與間接的存在,透過日本的完全統治與先前兩百多年中國文化界質的中介,歐洲現代性開始以日本為折射鏡的現身方式,作用與影響著台灣。但是,以台灣早期現代性的角度來看,若因為這種折射投影的現身方式,即以否定句來回答「歐洲重要嗎?」恐怕又過於簡化。 不論是直接歐洲或日本殖民稜鏡折射出來的間接歐洲,在世界史的構造下,歐洲帶給台灣社會的衝擊,首先是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帝國主義的統治。自19世紀,歐洲列強打開中國、日本與東南亞的門戶之後,台灣在1860年也在歐洲列強的壓力下門戶洞開。透過台灣的四個港口:基隆、滬尾(淡水)、安平、打狗(高雄),台灣逐漸進入世界經濟體系。台灣的特產:蔗糖、樟腦、茶葉,運銷到全世界各個角落,成為世界農業原物料的提供者。台灣在歐洲所雙重投影(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所形構的世界經濟體系內,慢慢走向資本主義社會。 日本的殖民政體構造,基本上具有間接歐洲的雙重投影性質。日本仿效歐洲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治理模式,在1895年統治台灣之後,實施田野、資源、人力、風俗的調查,將台灣納入日本帝國主義的體系之內。同時,也進行資源開採、生產積累、近代教育、改風易俗的種種現代化措施。台灣隨著日本國力的發展,經濟力量逐漸增強,也隨著日本政經軍事綜合體對佔領地區的壓抑與擴張,以被治理者的角色,將觸角伸往世界各地。 本文將透過這個被治理者的角度,選擇三位日治時期的女性:張李德和(1892-1972)、謝雪紅(1901-1970)、陳進(1907-1998),以她們的1934年做為一個時代切片,以凸顯潛在歐洲與間接歐洲的作用和影響。 1934年的三位台灣女性 為何選擇1934年?在這一年,42歲的張李德和,在1910年代歷經先後四年公學校的教職,並成為畫家陳澄波在嘉義公學校時的老師之後,此時辭去教職,在夫婿開設的嘉義「諸峰醫院」進行「嘉義產婆講習所」的衛生教育,同時於樓上的「琳瑯山閣」進行漢詩國畫創作,並於後院庭園「逸園」召引各路藝文墨客歡談雅集;同樣在這一年,34歲彰化窮苦工人家庭出身的謝雪紅,在1920年代參與了台中文化協會抗日活動、上海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上海大學與莫斯科東方大學日本班的學習,回台後因涉及「台共」案,在日本台北地方法院被判刑13年;在同一年,27歲旅日求學的陳進,歷經1927年入選台展東洋畫部,與林玉山、郭雪湖合稱「台展三少年」後,這一年以《合奏》一畫成為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東洋畫家,並在同一年返台任教於屏東高女,成為台灣第一位擔任高女教師的台灣女子。 這三位台灣的早期現代女性,容或不具「潛在歐洲與間接歐洲」的全面代表性,但是,之所以選擇三位,而不是一位,正是因為歐洲相對於早期現代台灣的潛存與間接狀態,首要特徵之一,便是歐洲是以片面的、破碎的、折射的、想像的整體性出現,而從來不曾有純粹整體的直接歐洲臨現於台灣。換句話說,台灣與歐洲的關聯,自早期現代開始,便帶有想像與投射的成分。另外,這三位台灣女性,雖然分別出生於19世紀末十年與20世紀初始十年,或許也不具有系譜上的確切意涵,但是,就階級、性別與國族,就民族主義、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就歐洲投影與中國(共產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而言,三位在文化與政治場域的實踐上,卻涵蓋了由左至右的光譜的兩極端點。 全文未完,摘錄自【典藏•今藝術】四月號•24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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