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要）讀韓國文學？ 或許有人會問了：為什麼非讀韓國文學不可？比起台灣文學或日本文學的「名正言順」，韓國文學有什麼過人之處？甚至有人會民族主義式地質疑：韓國也有文學嗎？就算有，會比台灣文學好嗎？
諸般疑問，在看倌心目中先決預設了一個立場。十年河東瘋日劇，十年河西瘋韓劇，日本文學在誠品書店可以堂而皇之羅列一區專櫃，韓國文學卻名不見經傳。然而韓國文學在國際的能見度，卻完全不遜於台灣文學和日本文學。繼日本（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和中國（莫言）之後，下一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作家，可能會是在韓國嗎？
一個在國際賽事上常常「出類拔萃」引發爭議的民族，量產一系列灑狗血情節、外加俊男美女迷死人不償命的偶像劇，同時電影產業的CP值卻高到破表，推銷至全球各大影展，擄獲好評。你有沒有辦法想像，這個民族，背後運作的文創產業模式以及寫作人才的培養，究竟有多強勢？再者，相較於韓國文學在中國、美國的聲勢水漲船高，為何至今仍未在台灣受到應有的重視？
我舉申京淑（1963-）為例，她是當代韓國純文學的佼佼者之一，得過李箱文學獎（韓國三大文學獎之一）等桂冠，她非常善於描寫女性細膩幽微的情感，以大量獨白體的語境自剖情慾、死亡等題材。台灣在2011年出版了她的代表作《請照顧我媽媽》（又譯為《尋找母親》），這部小說在韓國熱銷兩百萬冊，並售出了美國在內等三十幾國的版權。如此強勢問鼎的暢銷作，內容亦極具煽情的力量（類推理小說描述尋找失蹤母親的故事……），照理說，應該隨便就能賣翻天，甚或作為韓國文學成功搶攤台灣閱讀市場的一線契機──可惜事與願違。為什麼？
如果日本文壇出了一本暢銷兩三百萬冊的小說（尤其是大夥兒耳熟能詳的芥川賞、直木賞、本屋大賞的得獎作），往往也能順利在台灣掀起話題而熱賣（比如村上春樹、湊佳苗、宮部美幸、東野圭吾這些A咖作家，近幾年甚至連非人文科系的人都愛不釋手……）。箇中原因，除了顯示台灣讀者對日本文學比較「放心」之外──日本作為全亞洲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上游，哪怕殖民體制早已遠離，然而文化強勢輸出的魅影仍揮之不去──恐怕是對韓國文學帶有某種戒慎恐懼的陌生感或拒斥感吧。其實類似申京淑的女作家，在台灣有郝譽翔、朱天心等人，在日本有吉本芭娜娜、柳美里之流。他們書寫的技巧都相當現代主義，題材也汲取自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下的日常風景，主要的差別，僅在於議題性的操作模式。
政大台文所的韓籍教授崔末順曾指出，當代韓國文學的主流傾向有三，其一是「針對盛行於八○年代民主化理念、社會變革等大論述、大敘事所提出的批判聲音」，這點跟台灣戒嚴時期前後的狀況很類似，資本主義漸漸抬頭，人民開始反撲國家機器的體制，回顧民主自由的同時，也批判民主化運動的權力傾軋。其二是「被壓抑被隱藏著的慾望的全面抬頭」，作家大量開釋內在的慾望和想像。這點在台灣八○年代後興起的女性小說或同志小說也能窺見端倪。其三是「女性小說的新發展」，大量女作家風起雲湧，聚焦在性慾和母性，訴求女性的自我認同。
如果說日本文學在台灣已成顯學，那麼，韓國文學就像是伏流，不知何時會氾濫崛起。韓國文學確乎具有高度的可讀性，但竊以為，要像日本文學那樣澈底打入台灣的讀書市場，恐怕還有待時間的醞釀。就連叫好又叫座的韓國電影（金基德、李滄東、朴贊郁……等國際導演的作品），在台灣也僅止於一小撮死忠粉絲力挺，尚無法推廣到全民暢銷的局面。然而韓劇卻能奇蹟式地席捲台灣每個電視頻道，而且不分時段全天候播映，嗯，有夠弔詭吧。
如果文化的消費模式也有一種慣性的話，那麼，台灣人是否存有一種自動分類的本領：精緻的、純度較高的文化，向日本看齊，而灑狗血的、較大眾化的文化，就朝韓國走（不過近年在流行音樂或時尚娛樂風潮方面，反而卻是「哈韓迷」當道）？這其中似乎隱然有一種優劣位階的可能性？──同理，我們用這樣的角度觀看韓國文學，那麼韓國人又是如何看待台灣文化或是台灣文學？台灣文學的韓譯作品數量仍相當有限，韓國學術界對台灣文學更是一知半解，而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在韓國的譯介則琳瑯滿目。
韓國與日本，都曾經大量經歷過中國文化的受容，前者深怕入戲太深、最後選擇去漢化（澈底到連漢字都不保留），後者奪胎換骨青出於藍。韓國與台灣，作為同樣曾經被日本殖民的國家，韓國早在成為殖民地以前，就已經受到現代性的洗禮，相較於此，台灣的現代性則遲到許多。再者，台灣的歷史被截斷成（戰前的）日本和（戰後的）中國（R.O.C.，自由中國），重層性的歷史魅影在後殖民以降的脈絡下，始終夾纏不休，去日本化的同時，也要去中國化，相較於此，韓國則較為單純。
日本文學早在八○年代前後，陸續引進台灣，日劇、動漫、A片等產業的推波助瀾，加上日文系所在各學院的廣泛設立，韓文系則相對薄弱許多（僅政大和文化有設立）。台灣對於日本文學的受容，伴隨著流行動漫、日劇、偶像風潮，也早已大行其道，成為與英美文學、中國文學分庭抗禮的主流之一。
從今年的台北國際書展可以發現，日本的文化主體性向來兼容並蓄、特出一格，而韓國作為一個曾經的被殖民地，近十年來，不斷地自省，思考自己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主體樣態，並進行體質的改造。韓國作家善於議題性的操作，以歷史現實的大背景作襯底，從而細數個人的恩怨情仇。這種書寫方式，在譯介、行銷的過程，雖然取巧（特別是東方主義式地推介到國際市場的時候），卻十分成功地深植人心，換來叫好又叫座的口碑。
在金仁淑（1963-）的小說《海與蝴蝶》裡，有一段非常異色的情慾想像，極盡一個失婚女子對丈夫的若即若離：「買了郵票往信封上黏的時候，指尖像打寒顫似的顫抖，沾滿了膠水。我一邊用紙巾擦著手上的膠水，一邊努力讓自己相信這是快感的痕跡。不管怎麼說，我還沒離婚，而且沒人察覺我跟他分手的事。在人們有所察覺之前，在我的孩子發覺她的人生開始走向失敗之前，我及時轉換了舞台。」故事的大框架是中國移民韓國的熱潮，小敘事則藉由中、韓兩國的女子，分別對婚姻的渴求和幻滅，體現了兩個民族文化的交融和矛盾。把膠水比擬成體液簡直是神來之筆，也充分表現了女子的精神異化和自覺崩壞。韓國女性文學當中的女性，多半泅困於現實的泥淖中無法自拔，相較於日本女性文學所呈現出來的情慾自主，比如角田光代《第八日的蟬》、窪美澄《不中用的我仰望天空》、川上未映子《乳與卵》，韓國文學中的女性角色似乎顯得蒼白、平面許多──這會不會是韓劇對純文學的反影響？
儘管如此，當代韓國幾位傑出的女性作家（比如在台灣已小有知名度的孔枝泳，代表作有《熔爐》、《我們的幸福時光》），仍提供了可資對照的空間。韓國文學的引介，有賴翻譯的群策群力，以及讀者的接受度。韓國文學雖然看似不若日本文學那樣百花齊放，大量產出類型文學，但其主體特色愈來愈鮮明，辨識度也愈來愈高。為什麼不讀韓國文學？唯有讀了才能了解韓國文創產業反敗為勝的關鍵，以作為支撐台灣文學體質改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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