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始終是個問題。15至64歲有能力貢獻經濟的人口比率在2012年後開始下降，相對地，被撫養人口持續老化，老年扶養比率至2014年甚至來到13.7%，相比十年前水準大增3%之多，趨勢上迅速向先進國家靠攏，讓過去中國的人口政策顯得很不夠格，以致今日陷入未富先老的窘境。然政策歸政策，坊間調查直指當今養育成本大增，也是人口結構不佳的元凶，只是政府總得做點什麼未雨綢繆，於是開放二孩政策在中共中央十八大五中全會後浮上檯面，外界普遍推論，爾後再經幾次會議的審查與律法制定，2017年後政策可正式上路。
但上路後有沒有效，恐是更直白的考驗。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於2013年一篇研究報告中分析，中國的路易斯轉折點（Lewisian Turning Point）已提早到來，意思是當勞動力不再廉價時，勞力密集產業將逐漸式微，按理資本密集產業順勢取代之，先進國家的路線都是如此。
可時不我予，新興市場的現實不盡然如此理想，如欲仿效先進大國改自人力轉投資本，再顧及科技化改善生產效率帶來的加乘效果，恐怕一旦產出即導致供求比迅速惡化，非但投入資本難以回收，徒增的閒置產能，也壓縮資本支出的意願。影響所及，不僅產業升級不易，勞方因缺乏議價能力，令薪資增速受限，一來阻撓中產階級的自然形成，二來也抹煞不少人口政策的美意。
相關麻煩恐怕不止於此。中國做為世界工廠的龍頭多年，充分享受過產品銷往全球各地的好處，經貿活動堪稱熱絡，中國民間也累積了財富。然全球化發展至今，多僅止於商品服務或資本的流動，技術因牽扯謀生能力的know-how，哪能說轉就轉。但商業思維不同，中國政策也得跟上時代，十三五規劃中，表明日後將致力各項生產元素的提升，相信當中不少係為吸引研發質量而設計。往後人才技術就如資金一樣愈來愈無國界，中國如愈有本事向世界取經，人口政策的開放，長遠來看才更有效益。
換個角度再說。想要有政策成效，中國政府還得先投入大量資源才行，這對目前人均偏低、債務財政壓力龐大的政府而言，挑戰極高。目前中國人均與先進國家的差異約六倍有餘，亦低於全球均值，相對的社會福利覆蓋程度低落，未來二孩政策尚有賴許多配套的生育政策措施，老化的人口日後也亟欲醫療資源的補助。
對此，官方曾提數據證明自己的用心，如海嘯以來社會保障相關的公共支出平均年增兩成，且包含養老、醫療、生育等覆蓋人數全球最廣，惟沒說的是覆蓋率幾成，更何況逐年走升的社保支出，難以長久負擔。總之，幾年後年輕人肩上擔子究竟有多重，料想中國政府沒人敢給數字，突顯問題的棘手。
儘管如此，二孩政策就算沒啥牛肉，也如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別忘所得、支出、負債的人均公式母數都是人口，時候到了仍得上菜見人。
類似困境也發生在世界各地，如同歐洲願意接收難民的國家一樣，政治家將人口政策與財政能力放在天秤兩端考量，不論為長遠眼光或為國際現實，總體能支持的條件終究有限，這是自然法則使然吧，政策不過是調整以前的扭曲罷了，本不該用短線眼光寄予厚望，還不如深思如何增加人力素質的質量。
（本文作者是國票金控總經理丁予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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