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欽譯】 2008年葡萄牙約有190萬民間勞工受到集體協商協議保護。去年降到了30萬。
西班牙已放寬對集體與不公平解雇，以及延長臨時聘雇的限制，允許雇主以固定條件勞動合同聘雇勞工長達4年。愛爾蘭與葡萄牙已凍結最低薪資，希臘則把最低薪資砍掉近1/4。
由於使用歐元，許多國家無法讓貨幣貶值以提高出口競爭力，因而斷然放棄保護勞工的政策以求降低勞動成本。
德國總理梅克爾與歐盟執委會所持的理由是，這是恢復競爭力、增加就業與恢復償付能力的唯一策略。
日內瓦國際勞工組織首席經濟學家托芮斯說：「改變的速度確實很快。我認為這是二次大戰之後最重要的改變。」
有關歐洲如何因應金融危機的討論，重點多置於籠罩歐陸的預算緊縮一事，勞工權益受侵蝕這相對未受注意的問題，則可能使歐洲的社會契約至少受到同樣深遠的衝擊。巴黎政治大學經濟學教授費托希說：「這對社會凝聚產生災難性衝擊，並使貧富不均大為惡化。歐洲的安寧幸福已全面下降，極端政黨崛起就是個徵兆。」
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已成當代一大特徵，歐洲的策略使工會以至最低工資等勞動市場機制所扮演的調節角色受到考驗。歐洲許多地區收入差距已擴大，然與情況嚴重的美國相比還算溫和。
關鍵是，隨著長年保障勞工生活水準的勞動市場機制退場，比較不受政府節制的美式辦法取而代之，這種相對的均等能否維持。美國政府甚少干預就業市場，工會也沒有什麼分量。
目前為止證據顯示，答案是否定的。柏克萊加大經濟學教授卡德表示，葡萄牙工會化程度下降之勢將使工資分配「更不平均」。
歐洲這套新策略會使收入差距擴大的最有力證據，或許來自最早採用這策略，最後成為成功典範的國家：德國。
德國1990年代初統一後，開始全面改革勞動市場。當時德東的工廠發現無法與德西在德西的薪資基礎上競爭，於是相繼背棄產業與大型工會之間的勞動協議。德西企業迅即跟進，導致受集體勞動協議保護的勞工比例減少。
2000年代初，提升競爭力與促進就業的行動進一步侵蝕勞工的保護措施，導致低薪的短期「迷你工作」大行其道，如今占總數的1/5以上。
當今德國被視為展示這種改革優點的模範。它是出口大國，據歐盟統計局統計，失業率約僅5.2%。然若詳加檢視，顯然德國的成功並未讓全民雨露均霑。
根據杜塞爾多夫宏觀經濟研究所發表的報告，1991年，德國最富有的1/10人口享有全國繳稅、讓與前總收入的26%，2010年增至31%。
同一時期，德國後半段國民在全國總收入中所占比例由22%減為17%。
德國經濟觸底反彈是因全球經濟快速成長，對其出口產品需求若渴。當今世局已迥然不同。
即使這種策略最終能促進就業，對歐洲又會有何其他影響？
德國經濟學家華特擔心，問題國家為增進就業而競相在一個需求疲弱的世界相互爭搶市占率之際，勢必爭相放寬管制。
他說：「屆時最虛弱的國家必定被迫出手大砍。集體協商與福利國結構一旦摧毀，很難恢復。」
【2013-12-24/聯合報/G5版/UNITEDDAILYNEWS】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