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一○二年，可說是中華民國的國防理念與國防政務大錯亂與大糾纏的一年。在這一年中，為何而戰，愈增議論；為誰而戰，愈形困惑；何以為戰，則愈發不知何所憑恃。這一年的釣魚台風雲、洪仲丘悲劇、阿帕契交貨及募兵制紛擾四大事件，將此一大錯亂與大糾纏呈現無遺。就某種程度言，釣魚台已經成為台灣海峽及東亞的火藥庫，台灣的處境微妙又尷尬。陸、日、美三方的軍機軍艦，成天在「中華民國領土」的釣島上空及海域尬來尬去，台灣對三方的「侵門踏戶」顯得左右為難，依違失據。
就兩岸情勢言，這兩年來遽然升高的釣魚台風雲，可視為「過去台灣問題」的延伸，更且亦可視為「未來台灣問題」的開端。其間的弔詭是：正因中國大陸在釣島升高姿態，台灣始能與日本簽成了被擱置十七年的漁業協定；但亦因中國大陸高調進入此一海空領域，台灣已形同在現實上接受了由北京來主導並維持釣島「主權與領土」之權益的地位。即以年尾出現的東海防空識別區爭議而言，馬總統說，此事「對兩岸關係的正面發展沒有幫助」，卻恐怕也說不出此事對「維持釣島的爭議現狀有何壞處」。
一個小小的釣魚台，已具體而微地將台陸美日的利害糾纏呈現出來。這對台灣而言，其實不僅是一個國防與軍事的問題，更是一個牽涉到「一中憲法」的憲政難題。亦即：在釣魚台所反映的現今及未來的兩岸關係上，台灣應當如何建立其國防理念及政務？
洪仲丘事件誠是一個人道悲劇，但平心靜氣來看，這應是一個軍隊管訓不當的個案。然而，最後竟使得此一不幸的個案，儼然演變成對於整個軍隊的侮辱與對整個國防的質疑，則是更大的悲劇。在「老芋仔」的年代，台灣即有「反軍/仇軍/辱軍」的「傳統」；解嚴後，「老芋仔」凋零，隨著「軍隊在地化」，原是療傷止痛的時機，詎料卻被洪案捲起的風暴又打開了新的傷口，由於涉及每一個役男的家庭，其影響可謂既深且廣。洪案的演變不止是廢掉了軍法體系，更也重創了軍隊存在的價值與形象。
正因如此，募兵制的不叫好也不叫座，即顯得理所當然。現今的軍隊，在榮譽感、成就感、方向感及價值感上，已被扭曲、踐踏得體無完膚，這會使得害怕「標籤化」的青年不願入伍從軍；而軍隊一旦被如此「標籤化」，也就益加無人問津了。因此，相對而言，年底首批阿帕契攻擊直升機到貨，即呈現出一種深刻的諷刺：在台灣兵員如此枯竭的情勢下，未來合格的「阿帕契職業駕駛」恐已不易得，更遑論徵募到真正的「阿帕契戰士」。
這一年來四大事件所呈現的國防大錯亂與大糾纏，反映出中華民國在國防理念上的進退失據與國防政務上的捉襟見肘。以「為何而戰」言，有些人不願為「台灣國」而戰，有些人不願為「中華民國」而戰；這樣的軍隊如何有方向感？李登輝之流主張「釣魚台是日本的」，蘇貞昌主張「民主同盟」，馬英九則主倡「東海和平協議」；如果我們連此一層次的思考皆陷於糾纏與錯亂，又焉知「為何而戰」？
再言「何以為戰」。想買更能補救空優的Ｆ十六Ｃ/Ｄ卻買不到，買了阿帕契直升機，也不只面臨「駕駛」難求的問題而已。如果這個社會再如此地以侮辱軍隊軍人為「正義」，不能重建軍隊的榮譽感、成就感、方向感與價值感，募兵無人固然是「量」的憂慮，更可怕的是募兵之「質」難符期待。這樣的軍隊，在未上戰場前，已被國人羞辱致敗，何以為戰？
今後的中華民國，已經遠離「反攻大陸」，更不可能「台獨建國」，也不可能再作「第一島鏈的圍堵尖兵」，兩岸關係亦必須從「零和敵對」走上「和平競合」。因此，國防政策勢須有二大調整：
一、國防應重新建立在憲法的新詮釋及兩岸的新情勢之上，且國防的重點應從「軍事的國防」轉向「憲法的國防」、「民主的國防」、「政治的國防」與「經濟的國防」；二、軍隊應以「維護憲政民主/保障兩岸和平」為中心思想，重建「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國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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