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這是波蘭詩人Stanisław Jerzy Lec的名句，人類史上的罪惡，除了二戰納粹對猶太人的滅族行為，另一個就是美國長達兩百年的黑奴統治，當然還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三個歷史傷痕，相同之處是當時並沒有足夠的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
你還記得電影《紫色姊妹花》裡那片紫色花海嗎？太陽把它們照得銀光閃閃的，有一對黑人姊妹在裡面嬉鬧，玩著猜拳，這一切是看起來再美好不過的日子。直到其中一個女孩西麗走出來，你才發現不足十歲的她已經懷孕，漸漸地，你才發現那不是她的第一胎，甚至懷的是她父親暴虐下亂倫的骨肉，這時你才知道真正被命運輾壓過的人，連悲傷的時間與權利都沒有。因她也無從思索所謂的人生該是如何樣貌，這樣的念頭太痛苦，於是人生理所當然就像是混著砂石滾下的細渣一樣，包著你的骨血，那麼痛、那麼茫然，卻那麼無窮無盡。
這部電影時空設定在黑奴被解放後，但長達近兩世紀的種族打壓，讓他們在社會階級裡難以翻身，社會問題因此接踵而至。
然而史蒂芬．史匹柏的這部電影，並沒有討論出善惡的絕對分別，那是太平盛世或資產活絡運轉的社會所冀求的，所以觀影者不會看得多痛快，它拍出的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活得像人。
直視歷史背後人心之惡
《紫色姊妹花》引起了我對黑人處境的關注，但讓我目光直視且無法若無其事轉身的是《黑奴籲天錄》，那早在我出生之前的1903年電影，不知為何一直隨著《汪洋中的一條船》、《南海血淚》之類的讀物與影片出現在我們這一代的孩童面前。那時空，似乎一點也不怕孩童看到人生的殘酷面，甚至要我們謹記著（對於世道的艱險有所認知，因此能化為集體反共抗俄的動力？），但當時我們的確囫圇吞棗地看了一堆如今的大人可能不允許的血淚書，儘管可能是偽造紀錄，卻也訓練我即便是面對造假的歷史，也想直視那背後人心之惡，或是好奇主人翁在極惡中，仍能看到一絲希望的能力從何而來？
「昆塔啊，你要你的名字記進你心裡，就算沒人這樣叫你也沒關係，你要記得在你故鄉下過的雨、吹過的風都記得你叫昆塔．肯特，就算你不能說出你的真名，但你的故鄉會記得。」這是2016年翻拍的影集《根》（Roots）中一個企圖逃跑回故鄉非洲的黑奴，因為不肯接受主人為他取了相同於他牛畜的名字而被打得半死，意識模糊時，被同伴這樣安慰著。儘管全世界都不認同他是個人，他也要記得他原來的名字，名是人最基本的家。
人原來是做了壞事，仍能安枕的動物
1977年電視上播《根》的時候，我大約九歲，只留下無比殘酷的印象，但仍一直記得那個無故被擄走為奴的年輕人逃跑的身影，他的家鄉在非洲，距離美洲是如此遙遠，但那幾乎是下意識，不肯絕望的宣示身影了。模糊的觀影記憶中，你可以感受到那綿延不絕的棉花田上盡是低頭工作的黑奴身影，還能依稀感覺他們被鞭打時，如鐵鏽般血的味道，那些被打到沒有完膚的背部特寫，當時不到十歲的我愣愣看著，他們與蓄奴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人原來是做了壞事，仍能安枕的動物啊。抑或更可怕的是，那群蓄奴者當時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壞事，因是多數人在做的？長達五十年，連多數的美國總統也是奴隸主。
奴隸不是買賣來的，奴隸是被打出來的
2014年，電影《自由之心》主角所羅門受人設計，酒醉醒來就從自由身變成奴隸，被一人肉販子打得皮開肉綻，逼他承認自己是身上有烙印的奴隸為止。《根》的主角昆塔被人口販子從故鄉綁到美國作黑奴，因不肯放棄自己的真名，被皮鞭抽打直到屈服，他們被視為是主人飼養的牲口，只有主人可以重新命名，一旦接受主人給的名字，就等於抹煞自己的故鄉與身為人的認知。正如劇中人口販子張口閉口所說的：「奴隸不是買賣來的，奴隸是被打出來的。」但對昆塔來說，則是謹記他爸媽說的：「你的名字是你的靈魂。」沒有名字，等於失去作為一個人的價值。
這是把人奴化的第一步，集中營管理猶太人也是摘除他的名字，只剩下編號，人長久失去了名字，也終將放棄所有基本權利的認知，那一剎那，人在他人眼中成了牛馬，他人旁觀的罪惡感也得以免除，接力任由惡的發生。
人怎麼對待動物，有一天他就有可能怎麼對待人
2007年電影《奇異恩典》的開頭，議員威伯福斯在大雨滂沱的路上看到兩個馬伕兇殘地鞭打已經累到倒地的馬，當時身體欠佳的他下車勸說，因而催生出「禁止虐待動物法案」。那部電影其實在講運送黑奴的船長約翰．牛頓的懺悔，以及與威伯福斯互動催生廢奴法案，這都是一連串改革的開始而已，人類習慣以開發之名，滅絕其他物種，政治人物如果巧妙地對人們洗腦「黑人只是動物」，在經濟的前提下，人的良知往往可以如釋重負地放下，只是需要一個藉口。於是，人怎麼對待動物，有一天他就有可能怎麼對待人。
16世紀開始，美國歷史曾滿載血跡。為吸引外來歐洲移民開發中西部而犧牲原住民的居所與棲息地，作為外來移民的「新家園」，漠視其中的屠殺，16世紀中葉，因為快速發展國內棉花工業，考量到成本，黑人勞工從原本的契約制被迫成為奴隸制。
美國富裕的今日，有部分是黑奴以血淚打下。以文明進步之名，沒人敢讓道德擋在前面。林肯總統前也有多位總統提到黑奴解放問題，但都臨時煞車，或就算即位後，連自家的黑奴都不敢解放。美國當時棉花業興盛，造就很多暴發戶，也是當時美國的命脈，這些巨賈一聽到黑奴解放，就喊著要脫離聯邦，幾大洲醞釀獨立建國，踩在這條神經線上，人們雖然有質疑，但都鴉雀無聲。
經濟喊聲疼，道德就讓步
諷刺的是，如今的全球化浪潮，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工被奴隸化，製造大量廉價成衣、咖啡、鑽石等事比比皆是，當今的我們除了慶幸自己並非第三世界百姓，又何嘗不是鴉雀無聲？隨著全球化，部分國家形同被新殖民，全球財富與權力的差距變得根深柢固，隨族群間的邊界強化，經濟上排擠效應更加明顯，也更深化他國的難民問題與苦難。人們踏著歷史，像追著自己尾巴的狗走回頭路，近來美國三K黨人數因為世界難民潮，又有大舉擴張之勢，只要經濟喊聲疼，道德就讓步。人們追求自己是一再邊緣化的倖存者，追逐「倖存」的安全帶，那經濟的路線如芥川龍之介筆下的天堂蜘蛛絲，你我之下，必須踢走多少人？
黑奴並不是歷史上的單一事件，而是附著在我們打著進步的失速列車上不斷重現的魅影，因此在《自由之心》成為第86屆奧斯卡最佳影片得獎呼聲最高的電影時，主持人艾倫．狄珍妮開場就幽默地說出真心話：「今晚奧斯卡結果只有兩個，一是《自由之心》拿下最佳影片，另一是你們全部都有種族歧視。」老實說，黑奴之於美國，如同納粹之惡之於德國，都是永久的負罪感。但納粹問題不同於黑奴在電影中的樣板化，納粹受害者可以不斷在銀幕中重生，包括超級英雄片《X戰警》的萬磁王。但近代的黑奴片往往只能用單一形式表達，人物也跟著樣板化，使得美國始終沒有真正面對出現過的黑奴共業，反而逐漸轉成美國夢的自圓其說。
黑奴電影人物的樣板化
上述現象，部分原因在於電影人物的樣板化，從1903年《黑奴籲天錄》，到近期的《自由之心》，不乏忍辱負重的黑人監工、頑強抵抗的年輕黑奴、宛如大地之母幽默的黑人女性，一再地複製、重生在黑奴電影中。反諷的是，50年代好不容易有兩位黑人明星竄出，卻被當成是可能性的翻身榜樣，如同黑奴時代刻意拉拔部分黑人為監工或奴隸主，更內化控制的力道。桃樂絲．丹鐸常演蕩婦角色，又如當時華人明星黃柳霜總是演出性感壞女人，被扭曲的異族形象始終不滅。
直到1967年《誰來晚餐》捧紅了黑人男星薛尼．鮑迪，非常接近於白領的形象，白人父母眼中乖乖牌的高標準橫空出世，滿足了白人觀眾的虧欠感，卻相對立下獲得核心社會認同的高標。你可以看出美國影壇處理黑人議題的矛盾，白人以為西裝革履似的洗白界線，就能換得原諒與自己人的安慰。因此1975年的黑奴片《猛丁哥》（Mandingo）予以反撲，以誇張諷刺的B級片方式，藉由拳擊娛樂白人，又以性征服了白人，這種對薛尼．鮑迪形象如幻影的反擊，加上片中充斥皮條客與毒蟲的角色，卻也激怒了黑人，無論是薛尼．鮑迪的仿白人形象還是《猛丁哥》的底層標籤，都不是黑人的群像，但也都是兩邊心結難解的矛盾象徵。
「奴隸」是過去式嗎？
現在，即便黑奴電影有97年的《勇者無懼》，企圖還原當年黑人一批批遭到綁運往新大陸的史實，導演史蒂芬．史匹柏以他平易近人的說故事技巧，試圖不帶批判壓力的完整描述，讓觀眾不致如坐針氈；也儘管90年代後有大量黑人演員擔任重要配角，但影界對黑奴這題材仍感燙手，除了黑奴史實片成本高外，同時也不具票房魅力，這固然與故事千篇一律有關，同時，黑奴題材迥異於猶太人遭迫害，觀眾良知上其實無法真的置身事外。
美國作為一個經濟進步體的象徵，一個全世界認同且追隨的商業價值，大於它貌似堂堂的獨立宣言。這經濟上的驅逐邊緣小數點，已成為目前經濟發展的常態，追索黑奴的故事，同樣也追索了我們對於經濟慾望失控的追逐，除了美國，當年運送黑奴的歐洲，到如今坐大的中國紅色經濟霸權，我們同樣漠視世界邊緣人與奴役化貧窮國家的勞力，「黑奴」是過去式嗎？它從來沒有消失在人類歷史上，它不只是人權，而是因為經濟造成的悲劇，它仍持續發生在各色人種上，只是我們選擇繼續遺忘。如同以色列如果沒有今日的強悍，我們也將同樣選擇遺忘這一切的悲劇。所謂的慈悲，只是人們選擇了自己可以迴避的議題而已。至於「奴隸」，我們始終怕變成他們，大於真正省思這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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