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初夏甫到美國華府留學的我，被一個重複播放的電視短片吸引。一位男孩騎在父親的肩膀，佇立在刻有幾萬個陣亡官兵姓名的越戰紀念碑前。兒子問爸爸：「我們打贏了嗎？」一段沉默後，又問「那我們為什麼要去打呢？」影片嘎然而止，餘音迴盪不已。
面對美國逐漸深陷越戰泥淖、國力大幅耗損、反戰情緒高漲的情勢，一九六七年十月，有意角逐總統寶座的尼克森在知名的《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 Affairs）發表「越戰後的亞洲」（Asia After Viet Nam）一文，主張改變美國派軍到處作戰的傳統思維，雖仍維持對盟邦的安全承諾並提供核子傘保護，但要求亞洲各國應擔負起更多自身的防衛責任。此等思維遂成為擔任總統後，「尼克森主義」（The Nixon Doctrine）的濫觴。
今日的美國經歷十餘年伊拉克及阿富汗戰事，又遭逢全球金融危機後，國際影響力下滑。歐巴馬總統以多邊合作，取代小布希總統時期介入先制的單邊主義，對照尼克森總統以和解代替對抗的外交政策，時空迥異，卻有異曲同工之處。
美國白宮今年二月發表《二○一五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雖仍宣稱美國要以實力展現世界領導權威，也重申持續強化「亞太再平衡」政策，但同時主張「與有能力的夥伴共同領導」。近年來，「賦能盟邦」（empower allies）這口號用的真好，其實就是要友盟國家分擔更多風險與成本。
越戰期間，尼克森主張打破中國孤立，進行「關係正常化」，既可以緩解中國援助越共的壓力，又可以拉開聯合中國對抗蘇聯的戰略格局。如今中國經歷卅餘年的快速發展，實力已經遠勝於當年毛澤東、周恩來時代，足以與美國分庭抗禮。
習近平前年在印尼提出「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的構想，接著揭櫫「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工作方針，去年更在上海舉辦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亞信）會議」第四次高峰會上表示：「亞洲的事情，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亞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過加強合作，來實現亞洲和平穩定。」
中國版的亞洲新安全觀，加上為支援「一帶一路」政策而成立的亞投行，都有將美國排除在外的隱喻。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今年出版新書《美國世紀結束了？》（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當然論及中國之崛起，也引發政學界的大辯論，尤其是書名中的「問號」本身就有不言可喻的意涵。雖然奈伊的大哉問，短期內不可能有共識性答案，美中兩強「新型大國關係」經略的重心，明顯聚焦亞洲。
台灣位於亞洲大陸的東方邊陲，太平洋的西方前沿，是海權與陸權勢力交會之地。然而，因為綜合實力相對弱勢，既不能不考慮美國「賦能盟邦」對我們的角色期待與成本代價，也不能輕忽中國大陸「亞洲事亞洲人管」所可能對我們的箝制力道與包容條件。在美中對局間，台灣奮勵圖治，可為兩方爭取之槓桿，台灣黨爭虛耗，則為雙邊嫌棄之彈丸。
西貢淪陷倏忽已四十載，忠奸恩怨，俱往矣，殷鑑冷酷，不由人。亞洲再度徘徊在強權爭鬥的戰略移轉進行式中，深思現代版的「越戰啟示錄」，我們台灣又怎能不戒慎。
（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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