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公共電視「有話好說」製作人兼主持人陳信聰邀請台中一中（男變女）曾愷芯老師上節目，談「老師你變美了！校園大叔變熟女教師！」。節目前15分鐘為一對一專訪，曾老師說至少在國小的階段就有想當女生的意識了，在心底就滿討厭青春期在身體上的變化，那些男性的特徵。像以前她的手毛和腿毛還滿多的，一直很羨慕女生能夠穿漂亮的衣服、打扮得很美麗。
陳信聰問，「那妳在正式面對自己之前，都未曾穿著比較女性化的打扮嗎？」曾老師說，就只能偷偷躲起來穿、不敢讓其他人知道。「為什麼？」因為當時有關跨性別或是變性人的報導，全部都是負面的，所以如果讓人家知道，會對自己帶來很大麻煩。
曾老師在去年（2014）年中開始漸漸以女性化的穿著到學校授課，陳信聰問，「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覺得老娘就是要做自己了？中間最大的改變是什麼？」曾老師說最大的關鍵是「已經沒有什麼後顧之憂」。當曾老師的太太還在世的時候，老師的心裡常常在想，要是太太的病能夠好起來的話就跟她談，但是癌症仍帶走了妻子。
另一個點是他們沒有小孩，如果有小孩的話得要顧慮到小孩。曾老師在認識太太之前，服用過半年的藥（應該是女性賀爾蒙的藥），但後來為了結婚而停止服用，當時其實也滿掙扎到底要不要跟太太共度一生。
「在面對自己之後，跟壓抑了五十年，這之間有什麼樣的改變嗎？」曾老師說改變不是一夕之間從男性的裝扮就變成女性的裝扮，而是漸進的，一開始先穿中性的服裝去學校，女老師一看會知道是女裝，但男老師就看不太出來。然後漸漸有老師私底下來關心，一開始普遍想說是不是太太過世傷心過度，後來在去年五月生物科同科的同事和曾老師聊，曾老師跟對方坦白講，對方建議老師找時間跟其他同事講，然後如何面對學校其他科的老師及學生。
「對於不了解跨性別的人來講，他們不是很能理解為什麼要去做性器官摘除手術，或為什麼一定要衣著上有所不同？我想問的是，裝扮自己成為自己所認同的性別，或者是在身分證上成為自己所認同的性別，對妳而言那個意義是什麼？重要在哪裡？」
曾老師說，重要的是讓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還有社會（例如國家給予你的認定、身分證上的性別）這三個能夠一致。三個不一致的時候，當然也許有些人生活過得不錯，但是對曾老師來講，她不是只想在外貌上打扮成女生的樣子，而是在心裡就徹徹底底的變成女人。
「所以妳將要在七月份進行性器官摘除手術？是為了身分證性別改變嗎？」曾老師說，除了換證之外，「我討厭這個（男性）器官的存在，想要從頭到腳都是女性。」
接著陳信聰問另一位台中一中的老師藍秀茹「學校真的都全面對曾老師這麼支持嗎？沒有在後面嘀嘀咕咕嗎？」藍老師說，在任何一個團體絕對不可能「完全、全部（支持）」，可是大部份的人給曾老師很大的祝福。藍老師說台中一中是一個友善、自由、願意接受各種不同多元想法的老師和學生在裡面的學校。所以當曾老師一點一點在改變的時候，「我們就是觀察、我們就是關心」，但不會在背後說三道四。
陳信聰追問「可是我聽說這兩天台中一中開始受到家長和一些團體的壓力？」藍老師說，這是一定會有的吧，任何事情出來一定有好的一面、也會有不同的聲音出現。「為什麼？不同的聲音究竟是什麼？會影響到教育嗎？」藍老師說，「對，我覺得教育不就是多元的嗎？我們不是教孩子我們要做正確的判斷嗎？你覺得這件事情有錯嗎？我們追尋自己，我們選擇我們自己『想』過的生活，而不是『應該』過的生活，那這不是一件好事嗎？」
但一定會有人說為什麼她要這麼怪、為什麼她一定要追尋自我？可是在我們校園如此友善的對待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們也逐漸成全這個想法，「我去歧視別人、我去說別人不好，這是對的事情嗎？」這也是一個教育。
「今天我要出門上節目的時候，跟我小四的女兒說『媽媽今天要上電視』，女兒說『哇！不是都藝人才能上電視嗎？』，我說為了愷芯老師上電視。」我問女兒，「妳怎麼看待愷芯老師從男老師變成女老師這件事？」我女兒說：「媽媽，妳們大人一天到晚不是說要給別人正確的眼光、好的眼光嗎？這不就是性別平等教育嗎？妳們大人為什麼要去說別人不好？」
陳信聰再問，台中一中是高中，而且大部份都是男生，那他們怎麼看待這件事？藍老師說她問過教到的學生有跟曾老師重疊的學生，他們就說「OK啊」、「有差嗎？」、「他是男老師還是女老師，只要是生物老師就好啦！」、「她教我們是生物」。
陳信聰回應，有時候想想大人的想法真的是很退步、很落伍、很刻板，學生說「啊你就備課、不要曠課、不要遲到、不要照本宣科，你好好教書你就是個好老師，我管你變男變女變變變。」藍老師附議，「很多時候我們跟學生說，你要勇敢做自己、找尋自己、發現自己的夢想，可是你不覺得我們大人都在壓抑孩子的夢想？」
但另一位男跨女的周逸人，就沒那麼幸運了，「課長三番兩次的對我說，你給我改回來！不然就把你開除！」馬偕醫院主管故意不分派工作給她（以此表示她怠忽職守）並且命令她不得進入女廁（因此她只好繞道比較遠、較少人使用的廁所）， 後來周逸人被免職。經過調查之後，馬偕醫院被台北市政府裁罰五萬元，是台灣第一個因為跨性別歧視的裁罰案例。周逸人表示，變裝與變性不是病也不是犯罪，而她的案例（因性別裝扮、特質、認同等而遭受工作上不平等待遇）只是冰山一角。
周逸人解職後，待業至今投過上百封履歷仍沒找到工作，最大的困難就是履歷上的「性別欄（男性）」和他的「（女性）照片」不符合（刻板）印象，所以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她的身分證仍是男性，不可能在性別欄填女性，因為屆時面試驗證證件時有填寫不實的疑慮；但也不可能貼男性裝扮的照片，因為必定會和面試時展現自己的裝扮落差太大。
所以對周逸人而言，她認為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換證（更改身分證性別欄）議題。現行的法規得要摘除既有性器官才能換證，但摘除性器官的費用不是所有跨性別能夠負擔的。再來，許多醫院規定摘除性器官需要父母簽字同意（即使當事人已成年），以周逸人的例子為例，父母對她的底線就是不能做變性手術，否則斷絕任何關係與支援。所以周逸人目前支持「性別不明關懷協會」的訴求，更改身分證性別欄應無須經過性器官摘除手術。
Fashion Sex編按：但是，內政部於今年（2015）一月推出的《性別變更認定之申請及登記作業要點》草案，雖然不再以手術作為變更法律性別的要件，但卻增加「無婚姻關係」、「現無子女」、「行政程序層轉」、「諮商委員會審查」，以及「終身只能申請變更一次」等限制，以層層關卡來增加實踐性別自主權的成本，欲變更性別登記條件更形嚴苛。
這種國家構陷人民於不義的法律（不得結婚），早在2009年就已被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宣告違憲；日本也早已將「現無子女」的要件，限縮於「現無未成年子女」。綜上所言，內政部目前推出的草案，可以說是獨步全球的嚴苛。更詳細的論述，請參照1月19日Fashion Sex讀者來稿〈大玩字詞遊戲的性別變更認定！〉
接下來周逸人舉一位姊妹（生理性別為男性）在捷運站使用女廁結果被站務人員抓去辦公室接受捷運警察的質問，那位姐妹的身分證為男性，被警察質問是否要偷拍、是否是變態？她才非常不得以與難堪的拿出精神科醫師的「診斷證明書：性別認同障礙」。周逸人質疑，難道跨性別連上個廁所都還要拿出精神疾病證明才能上廁所嗎？做自己想要的性別是精神疾病嗎？還要被你們把我當成罪犯？所以身分證上的性別欄更改的議題（至少不用拿出精神疾病診斷證明）是如此重要。
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首先肯定台中一中，但也知道接下來中一中會面臨很大的壓力，所以現在必須要靠社會的力量去支持中一中做這樣的決定，並繼續支持曾老師。她認為現在最要改變的不是跨性別者，因為她們都忠於自己，只是很多不敢出來，因為社會太不友善了，最要改變的是社會不友善的態度；如果有機會跟曾愷芯或周逸人認識，就會知道就只是你有你的興趣、我有我的興趣，跟你性別有什麼關係？
「妳是一個好的生物老師、她是一個很好的電腦科技人員，我們就應該看到這個能力。」但是現在台灣許多人沒有那個「能力」去開放自己的心胸，大家就會把性別的事情擴大，然後覺得這是不一樣的事情，「我們過去沒看過，那就是她的不對！所以問題都在她的問題身上！而不去反省是我們自己有問題。」我們是否可以不要那麼大驚小怪？我們能否就見怪不怪？
另外，王蘋認為談性別平等包括要談「打破性別刻板印象」，先不論是不是跨性別、變性人，光是男生、女生，就有很多種不同的樣態，難道男生就一定要怎樣、女生就一定要如何嗎？男生一定要「那麼男」嗎？女生一定要「那麼女」嗎？沒有什麼「標準男、標準女」，如果我們可以把腦中狹隘的二元性別分類打破一點、鬆動一點，我們就可以接受例如有一點鬍渣的女生、有留體毛的女生。
同時，或許對於跨性別或變性者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壓力：「我這樣像不像男（女）生？」、「我會不會被拆穿其實是男（女）生？」或是跨性別一定要符合跨過去的那個性別樣態。
王蘋舉例，自己是生理女性，她的裝扮也許中性卻不會受到大肆檢視；但對於曾愷芯或周逸人的男跨女位置，似乎就要符合你們想像的那個性別的刻板女，「就不能像我或藍秀茹老師，可以做邋遢女，或不太認真打扮的女，這樣其實就很不公平；所以真的要鬆動二元的性別刻板印象。」
陳信聰質疑，「但是，這個二元會不會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制定出來的？我們的中華民國只有兩種國民，一種叫男的國民，一種叫女的國民。」接著指出其他國家對於性別的做法，例如澳洲在2011年於性別欄增加「X」選項；印度在2014年承認跨性別者為第三性；德國更於2013年起，出生證明書上父母可為子女的性別欄「留白」，日後讓孩子自行決定性別。
王蘋進一步說，台灣的政府很愛「管理」，事情做得如何為什麼一定要靠「衣服的管理（女校得穿裙子）、頭髮的管理（男警不得留長髮）、或者確認你是男是女來決定？」，把一件事情做好可以從許多其它面向來考慮；政府的性別意識在「管理」這個層面上是非常保守的，是需要被改變的。王蘋並認為，求職履歷上應該廢除性別欄和婚姻狀態欄，把事情做好不應該以性別的狀態為依據。
而和跨性別議題無關但與性別有關的還有婚姻欄，許多未婚的年輕女性，會被主管問是否有結婚、生子的打算，造成求職上的不平等對待。「跟這個工作內容必要的，你可以問我。但跟這個工作不必要的，這個工作只有男的或女的才可以做嗎？那就不要性別欄。也不該有婚姻欄。只要基本記載這個個人，你的專業是什麼，這是最簡單可以改變的。社會制度就應該各個地方開始依據實際的狀況、就事論事，並做一些鬆動的可能。」
最後陳信聰問藍秀茹老師，「如果看完電視之後，明天有家長到學校跟你抗議的話，妳會怎麼跟這些家長講？」藍秀茹說，我會跟他們講，「那重要嗎？你覺得那重要嗎？你們把孩子送來學校學習不是嗎？」陳信聰問，那如果家長說「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這是我的孩子，妳怎麼可以找這種老師來教他？」藍秀茹說：
「那你去跟校長講好了，轉班啊！你要你去轉班啊！」
可是藍秀茹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方式，並認為中一中不會發生這種事，「因為學校已經很多元了，我覺得我們的孩子和家長已經能夠禁得起這些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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