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巴馬贈與習近平一張加州紅杉二人座的長椅，兩人並肩坐在椅上合影；此一平起平坐的圖像顯示，不論是「新型大國關係」或「新合作關係」，皆透露著一股「Ｇ２」的飛揚意態。習近平與歐巴馬談「新型大國關係」，其實，可先從把中國大陸建構為「新型的大國」作起。
中國不無可能成為「新型的大國」。若以中國與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相比，英帝國高舉資本主義的大纛，經由侵略、殖民及剝削他國，成為大國；但中國則是趁上世紀末的全球化風潮，以大量低工資的勞動階級成為「世界工廠」而崛起。這是「新型」。
再將中國與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蘇聯相比，蘇聯以領導東西冷戰與南北對抗為能事，最後是因「休克療法」未能挽救一黨專政而致大國崩解；中國則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下，成為共產政權的轉型典範。這也是「新型」。
再以中國與美國比，美國原就是由抗議英國母國統治的出走者所建，自始即有自由民主的立國價值體系；而中國卻經歷了三面紅旗、文革、六四等統治夢魘，對其人民尚有不易償贖的政治債務。這亦是「新型」。
由以上簡略的比較可知，中國不會變成英帝國那樣的侵略國，亦不會變成蘇聯那樣的「鐵幕連線」，也已暫度過蘇聯那樣自內部瓦解的危機；因此，中國在對外關係上，確具備主張「外部和平」的新型大國條件。
但是，中國的問題在內部。像美國以自由民主立國，站在普世價值的同一邊，雖亦有其偽善及兩重標準的行徑，畢竟不曾背離自由民主，這是支撐其為大國的重要支柱；而中國將以何種價值體系來維持其「內部和諧」及「外部號召」，這才是新型大國的終極考驗。
習近平曾說：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這些，皆是新型大國的對外條件。但根本的問題卻在於：其內部的統治究竟是具有「新型大國」的道德高度，抑或只是以標榜一個「新型大黨」而自豪？
中共已經成為一個「新型大黨」。它是舉世最大的政黨，且是一個六十餘年來沒有反對黨的政黨；它實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卻未像蘇聯及東歐諸國一樣崩解；它仍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名，卻以一黨控制之土地、資源及各種統治工具來推進「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些，皆使中共成為一個「新型大黨」，而且迄今及在可見的短期未來，它皆是一個成功的模式。然而，這會不會是一個永續的模式，卻是個大問號。
因為，中共不可能永遠以「中國特色」來維持這種「新型大黨」的統治正當性。亦即，它不可能永遠不面對必然趨向自由民主的公民社會與普世價值（皆已列入「七不講」）。中國若想作為一個「大國」，若連人民的憲法權利皆不能兌現，若連自由民主的人性追求都不能實現，而認為「共產黨永遠一黨專政」是唯一的政治鐵律，其對於全人類文明價值之號召何在？又如何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國？
其實，中共能在「蘇東波」的骨牌風潮中，轉型成為一個新型大黨，誠為一個政經奇蹟。下一步，即應運用此一「新型大黨」的特殊條件，設法使中國能經由與英、美、蘇聯那些「老牌大國」不同的路徑，而也能成為實現自由民主普世價值典範的「新型大國」。因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會因確保共產黨永世一黨專政而「偉大」（其實，也不可能永遠保住）；真正的「復興」，應是建立在中華民族每一人民皆能享有自由民主之上。
中國的「大國」形象，是「內聖/外王」。以今日語言說，「內聖」即是「民主」，「外王」即是「和平」。此一至理，不可能隨中共一黨專政的意志為轉移。中國必須成為如此的新型大國，始有可能建立並引領真正的「新型大國關係」，亦始有可能作為人類文明的典範；如此，始有可能言中華民族的偉大與復興。
再者，兩岸關係處於「內外介面」之間，如何處理，亦是對新型大國的考驗。若兩岸關係不能經由「外和平」與「內民主」的途徑合理的安排，新型大國的架構必難支撐，對外的「新型大國關係」恐怕也就難以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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