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新東方」三字，不少台灣抱有留學夢的學子並不陌生，若你曾和托福、GRE等英文考試苦鬥，也許看過「新東方」出版的教材，或聽聞過創辦人俞敏洪寫的經典詞庫「紅寶書」。這間中國最大、在美掛牌上市的民營補教機構，其實是一名農村窮小子，和兩位北大同窗一同胼手胝足，從廢工廠改裝的簡陋教室起頭，一步一腳印才打造成現今的英語教育王國。 俞敏洪、王強、徐小平三名「中國合伙人」的奮鬥故事，在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的引介下，被香港導演陳可辛改編為電影《海闊天空》，也成了他重返文藝類型的光榮回歸之作。儘管取材自現實中三人的創業軌跡，但本片融入了更多陳可辛的作者觀點，幾乎濃縮了他從影以來關注的所有主題：雙城異地的離散漂泊、時代變遷下無可復返的懷舊和情愛惆悵、理想與生存的價值辯證、陽剛男性關係的柔情與殘酷……。 「改變世界，還是被世界改變？」是電影對角色的深切詰問，也似是陳可辛從影三十年的反覆自我辯證。得自父親陳銅民對電影事業的務實態度，讓陳可辛在揮灑浪漫情懷的同時，永遠帶著幾分現實的理性算計。從香港UFO時期在地化的活潑多元，1997後遠征好萊塢，2000年回歸亞洲籌組Applause Pictures實踐「泛亞合拍片」理念，直到2005年終於北上中國拍《如果．愛》，身兼監製身份的他，用右腦進行藝術創作的同時，左腦中也永遠思考著市場先機，試圖找出華語電影版圖中自己的一席之地。 曾經坦言自己「不愛歌舞類型、也不愛古裝武俠大片」，卻在中國集體追求浮誇的市場氛圍中，不得不被捲入大片的洪流。然而，看似隨波逐流的選擇背後，他卻也總能保有自己的「不變」，在商業大片格局、氣勢磅礡的場面中，注入他一貫對人物情感的細膩刻劃、關係質變的感傷，《海闊天空》亦是如此，精彩的不只是商場上拼搏的雄心壯志、勵志創業神話，更是青春狂放的八○年代印記，以及男人們掩藏在勃發野心下的脆弱和溫柔。 《海闊天空》在中國上片三周即突破五億人民幣票房，也是陳可辛北上中國後最成功的作品。戮力適應中國電影市場的他，在古裝大片《武俠》遭受商業挫敗，卻靠著自己最拿手的「大時代、小人物」題材東山再起。由此觀之，本片不僅是中國經濟崛起後的時代縮影，更是香港導演長征中國市場的曲折隱喻，片中「土鱉」成東青選擇堅守本色，「海歸」孟曉駿汲汲欲投入海外資本市場，變與不變的抉擇，不僅考驗著角色，也似是當今兩岸三地華人導演的持續試煉。 本期《放映週報》有幸專訪陳可辛導演，請他闡述創作的初衷、拍攝的歷程，以及他心中對於所謂「美國夢」價值觀的審慎思辨，此次來台擔任「台北電影獎」評審團主席的他，更分享了對現今台灣電影的精闢觀察與建言。
您同時身兼監製與導演的雙重角色，監製必須預測市場的趨勢、觀眾的喜好，思考後續行銷的環節；作導演則是去拍自己喜歡、有感覺的東西。當初決定拍攝《海闊天空》的動機，是來自於身為「監製」的陳可辛，還是身為「導演」的陳可辛？
陳可辛（以下簡稱陳）：都有，身兼監製和導演的雙重身份，就像電影中孟曉駿的這個角色原型，必須實事求是，面對現實，只要你拍商業電影，不管是當導演還是監製，都得從監製的角度來思考商業市場，如果你不面對，終究會有人要你面對。 我比較幸運，幾十年下來拍的都是自己喜歡的東西，它們也都剛好具備市場潛力，回頭看每部片起步的契機，很難黑白分明的說哪個身份促使我去拍這部片，但在中國內地拍了七、八年的古裝大片，《海闊天空》肯定比較貼近我個人的喜好。 
據說您當初是主動去尋找中國改革開放下民營企業家崛起的題材，想拍一個中國版的《大國民》（Citizen Kane）？
陳：其實不是指那部戲的內容，而是背後「公民凱恩」的概念，也就是藉一個典型人物的傳記去刻劃整個大時代，以及時代背後的議題、價值觀，和人的變質。我很喜歡「童真的失落」（loss of innocence）的題材，對我而言，所有好看的電影都在談這個東西，人的成長，永遠起始於自己想改變世界，但結果卻被世界改變，尤其《海闊天空》具備了年代的跨度，更適合這個主題。 之前我找過大陸所謂「野蠻生長」年代下第一批民營企業家迅速崛起的故事，當時的中國正如同《大國民》中美國經濟起飛的二○年代，近期的《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其實也在講同樣的故事。 當初對這個題材抱有希望，但多年下來，卻很難找適合開拍的故事，第一，審批不容易通過，《野蠻生長》書裡談了太多非法的勾當、官商勾結等怪象，這些都不能寫進劇本；第二，談企業創業，涉及了許多專業的細節、商用術語，一般觀眾不容易理解。直到這個關於「新東方」英語教育機構的劇本被提案到我桌上時，我覺得它是另一個更好的作法，但它已不是《大國民》般的個人傳記片，創業發跡也不再那麼重要，而是透過三人的友情，去勾勒那個年代。 （編按：《野蠻生長》為企業家馮侖2007年出版的書籍，描述了三十年以來中國民營企業的轉變與現象，馮侖本人亦於《海闊天空》中客串商界大佬一角。） 
最早期的劇本由「新東方」創辦人之一徐小平親自撰寫，這個劇本當初吸引您的地方是什麼？這個故事對於觀眾的吸引力又是？
陳：當初吸引我的不是劇本，而是它背後的原型故事。「新東方」三人的創業過程有友情，有大學的青春時代，有畢業後十幾年的人生起落與情感跌宕，和成長背後喪失純真的唏噓；它的背景是中國二、三十年以來經濟起飛，從無到有的改革開放歷程，加上它是英語學校的故事，表達了在「知識決定命運」觀念興起的八○年代中，人人瘋狂學英文、想去美國深造，進而改變生活的一種社會狀態。 拍留學、教英文的故事，就得讓中國人開口說英文，這件事本身就有滑稽的喜業元素；此外，教英文不只是教語言，更是教你和國際接軌、溝通，去學習一種新的價值觀，因此它不只是個人的故事，更談及國家、社會的變遷：一個封閉了幾十年的國家，突然要和國際接軌，會是什麼模樣？這過程中必然有東、西方思想的分歧，落實在劇本中，便是成東青和孟曉駿這兩個角色之間的矛盾，而這其實也正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矛盾。 改編後的劇本發展得很飽滿，幾乎談了我個人想表達的所有主題，甚至包涵了當代中國——乃至於全球華文社會的一種人文狀態，距離「新東方」的原型反而很遙遠。
本片劇本出自香港編劇林愛華、寫過《瘋狂的石頭》的周智勇、新生代編劇張冀三人的手筆，在改編劇本時，三人的分工與工作狀態是？
陳：最初徐小平的劇本和現在的電影完全不一樣，我是透過那個劇本，瞭解到背後「新東方」的故事，進而觸發改編的契機。但在大陸拍戲這麼多年，其實一直找不到溝通無礙、默契良好的編劇，所以還是先回香港找我的御用編劇林愛華，請她在很短的時間內寫出第一稿劇本。 第一稿的結構、角色性格，已經挺接近現在的電影，初稿出來後也才覺得終於可以啟動這個案子，然而為了要「接地氣」（編按：貼近當地的風俗民情），還是得回中國找當地編劇重寫，有了初稿劇本，至少有個評價的基礎，知道彼此合不合，而不只是空講，也才找到適合的編劇人選。 周智勇是懂得服務導演的編劇，他靈活、懂變通，瞭解和導演溝通的技巧；張冀則是新人，這是他第一部電影劇本。周智勇的角色則比較像編劇指導，扮演導演和編劇之間的潤滑劑，而且他本身也是個挺「接地氣」的人，曾經擔任釣魚臺國賓館的服務生，見識過那個年代許多企業大亨未發跡時的生活，能對張冀提供許多自己的經驗和意見，但劇本中的對白、文字，多出自張冀的手筆。.......詳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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