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也即1997年4月，當張愛玲致夏志清先生的信札開始在《聯合文學》上連載時，我就意識到這是張愛玲史料一次極具意義的發掘，是「張學」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研究一位已經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須面對他生前公開發表的作品，還應關注他出於各種原因未及問世的手稿。各類手稿，哪怕是未完成的手稿的發現，都有可能支持、改變乃至顛覆原來對該位作家的評價。而書信和日記，是應該把它們包括在廣義的手稿範疇之中來理解的，因為它們是特別意義上的一種創作，正如我一再引用的魯迅的一段話所指出的：「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注1）
具體到張愛玲，迄今所知她沒有日記存世，而她的前期信札絕大部分早已散失，那麼她後期寫給包括夏先生在內的友人們的大量信札，就顯得尤為重要和珍貴了。
按照夏先生的回憶，張愛玲1961年3月收到他寄去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初版本以後，就開始與之通信。儘管最初的通信未能保存下來，但張愛玲自1963年至1994年整整三十一年間致夏先生的總共118通信札，這次能夠得以完整地成書問世，確是極為難得的。單就數量而言，也已居現存張愛玲後期信札的第二位，僅次於張愛玲致宋淇夫婦的信札。
張愛玲致夏先生這麼一大批信札，談創作，談翻譯，談出版，談讀書，談生活，談友情，時間跨度如此之大，涉及面如此之廣，內容如此之豐富，夏先生的「按語」又如此之詳細，因而，可供進一步研究的線索是如此之多，均非三言兩語所能概括。
從發表《怨女》到改寫《十八春》，從自譯《金鎖記》到「改譯」《浪淘沙》，從翻譯《海上花》到「考證」《紅樓夢》，從創作《小團圓》到「擱開」《同學少年都不賤》，還有自評〈創世紀〉、〈浮花浪蕊〉等作品，張愛玲在信中不斷向夏先生通報，與夏先生切磋，甚至反覆再三，甚至具體到字、詞、句的探討。這些信札對研究張愛玲後期創作歷程，無不都是極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對《小團圓》這部張愛玲身後才公開的長篇小說，她在1975年7月19日、1976年3月15日、4月4日、7月28日、1977年6月29日等致夏先生的信中就一再提及寫作進度和寫作中所遇到的困難，尤其值得注意。除了與宋淇夫婦討論《小團圓》，張愛玲當時只有在給夏先生的信中才如此坦陳自己對於《小團圓》的想法。
對張愛玲後期真實的生活狀況，研究者一直所知甚少，張愛玲致夏先生這批信札中也有大量具體生動的反映。張愛玲1969年7月到美國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後來與主其事的陳世驤產生齷齪，她在1971年6月10日致夏先生的長信中對此作了說明，這也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張愛玲針對此事最為詳細的自我辯解。難怪夏先生在「按語」中要特別強調：「這封長信是愛玲兩年間在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工作報告，也可說是她在美國奮鬥了十六年，遭受了一個最大打擊的報告」。
儘管張愛玲致夏先生的這批信札是友朋間的交流，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親切隨意，但仍時有神來之筆。張愛玲1968年7月1日致夏先生信中有段話就很有意思，她說：「我一直喜歡張恨水，除了濟安沒聽見人說好，此外只有毛澤東讚他的細節觀察認真，如船，籃子。」確實，無論前期還是後期，無論私下還是公開，張愛玲始終對張恨水保持好感。早在1944年3月在上海女作家聚談會上，她談到自己讀什麼書時就公開表示：「讀S. Maugham，A. Huxley的小說，近代的西洋戲劇，唐詩，小報，張恨水。」（注2）1950年代初，她在香港又對宋鄺文美說：「喜歡看張恨水的書，因為不高不低。」（注3）這次至少是第三次表態了。所以夏先生在「按語」中說：「真正喜歡張恨水的讀者，要數她自己，先兄濟安和毛澤東三人，這句話想是實情如此，但也富有幽默感。」
我以為，「張學」研究這些年來的進展有目共睹，然而不如人意處仍然甚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張學」研究文獻保障體系尚未完善。張愛玲致夏志清先生這批信札的整理、注釋和出版，正是為充實「張學」研究文獻保障體系作出了重大貢獻。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將會進一步顯現出來。
注：
1.魯迅〈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頁。
2.〈女作家聚談會〉，上海：《雜誌》，1944年4月第13卷第1期。
3.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編《張愛玲私語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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