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連續發生了許多國家治理上的問題，從食品安全到士兵管教事件、馬王政爭，乃至於服貿爭議事件，在在都讓朝野對立虛耗、政事空轉，逐步拖垮國家的競爭力。除了上述顯著事件之外，許多較靜態和隱微的問題，也在長期抑制成長契機、斲喪社會發展動能，例如國家優秀人才逐漸外流卻無法有效補充、政府機構間施政無法整合產生綜效、研究投資偏頗無法獲得理想效能、組織調整無方難以因應未來需要、治理獨斷無法有效納入民意等，都長期損傷政府效能，並阻礙社會發展。
之所以如此，當然有各種因素；但一項極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未建立一套有效率的動態治理模式，讓國家機器能與時俱進，乃至於種種過時治理模式羈絆現代社會發展，終至小裂縫擴大成大災難，經常付出不必要且高昂的社會代價，競爭力停滯不前、幸福感難以提升。
這些問題的解決，在不同國家有不同模式。在我國，制度設計上是剛併入「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的職責。
理論上，它是國家機器運轉時不可或缺的探照燈，隨時觀照國家機器的每一部分，發現有系統性問題時，參照先進國家的作法，經過研究、提出解決方案，建請行政院採行，優化國家機器的運作。
但是，功能如此重要的研考會，近年來變成了栽培「政壇新人」的育成中心，研考會在做些甚麼也沒人關心。直到發布了「總統政見達成率為97%」的「重大發現」時，才讓社會驚覺這個機構已淪為政治機器，完全忘了它的職責；而整套國家機器就因循怠惰地「新十年、舊十年、縫縫補補又十年」，乃至於到處都是問題，卻不知如何解決。
舉個例子：政府的所有機構、各式各樣政府智庫或財團法人，接近年終時，就在從事「消化預算」的工程；如果不消化預算，明年的預算就面臨被刪減的命運，影響到機關首長的「業績」。各種出國考察團因此紛紛出籠，到星、港參訪的團體如過江之鯽，氾濫到新加坡拒絕接待層次不夠高的訪團。反過來看，政府的年度預算一年前就已提出，當年度就算看到再好的政策建議，也會被會計部門以「沒有預算」給否決掉，令建議者扼腕嘆息。
其實，新加坡早在1980年代末期，就已經制度性地解決了上述「消化預算」或「預算不足」的問題：若預算無法用完，每個部門可以保留5%的預算轉滾到下個年度去使用；如果遇到環境變化或重大施政之需，則可「預借」當年度預算的10%，在未來三年內再連本帶息歸還借款。
然而，國內「言必稱新加坡」的官員、專家、學者，迄今未見提出星國的作法，進行公共討論來解決問題，此寧非天下怪事？
再舉一例，美國所有政府管制新規，都必須在實施前公布，接受社會大眾表達意見後加以評估修正；連已經實施的管制，任何利害相關人也都有權透過正式程序要求檢討改善，但在我國大概只能在報章上發發牢騷，淪為「狗吠火車」。
行政程序若能參考美國，則社會民意當然可以在事前，甚至事後納入考量，對政策產生影響，大量減少各種民怨和抗爭。
2009年初，ECFA架構協議提出草案之時，經濟部長尹啟銘開了幾場座談會，讓各界聲音被正式聽聞，事後也做了若干修正。這次服貿協議，政府事前研究不足，事後又溝通不夠，只問一些無法充分代表業界聲音的公協會；後來發現事態擴大才尋求智庫為其善後，足見官僚體系退化狀況已益發嚴重。「服貿黑箱」事件，不論服貿該不該通過，其浪費社會成本和糟蹋政府公信力的狀況，足以讓政府好好檢視政府失能的問題，且必須有人負責。
沒有研究、考核，就沒有政府治理和社會發展，行政院和國發會必須加滿油全力衝刺。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